50年代四野在廣西剿匪紀實：土匪殺人手段兇殘，女人被用木棍捅死

1949年12月的夜雨，把湘桂線兩側的山道沖刷得泥濘不堪。奔襲中的四野某支偵察連靠著馬燈在山路摸黑前進，一名年僅二十歲的通信員嘀咕了一句：“兄弟，加把勁，前面就是桂林。”一句看似隨意的話，迅速提醒了所有人——進廣西，先打匪，再建政，刻不容緩。

廣西匪患并非新生事物。清末民初的動蕩、北伐后的割據，加上復雜的喀斯特地形，給了各路反動武裝天然屏障。白崇禧在1949年11月棄桂南逃時，留下約十五萬條槍和大量軍火，指望以山為城拖住解放軍，這股“尾巴”成了四野進軍大西南的第一道暗礁。

1949年年底，四野主力已越過衡陽，而留在湘南的國民黨殘部改頭換面潛入廣西。最先動手的是鐘祖培，他拉起四千人于1950年1月25日在恭城擊毀縣公署，三晝夜之間，十三個鄉的干部被俘或被殺，老百姓驚慌失措。當地老人回憶：“那幾日，打更聲都停了。”

兵匪反撲的同時，紳匪和慣匪也聞風而動。大地主私設的護莊隊、滯留山里的麻匪、被特務收買的流氓，迅速結盟。短短兩月，全省公開活動的土匪約九萬，橫跨平樂、宜山、玉林、梧州、柳州等五大專區。最危險的時候，宜山一縣八百余鄉鎮，一度有過半再度落入匪手。

1950年2月，四野廣西軍區奉中央軍委電令，抽調十四萬人實施分區圍剿。作戰綱領一條顯眼：堵山口、守要道、破骨干、瓦解群眾誤投。可是，山高林密，天氣悶濕，部隊初來乍到，道路生疏，效果并不理想。僅2月至3月初，戰斗減員就超過三千。

匪首的殘忍震驚了指戰員。玉林西南一帶發生駭人慘案：三名運輸員被破腹挖心，三十七歲的女區長被輪番侮辱后，匪徒竟用木棍刺穿子宮。目擊者只留下六字：“哭聲都撕裂”。這種駭人聽聞的手段，目的只有一個——嚇退群眾，逼他們為匪供給糧草。

同年3月下旬，四野參謀部將河南剿匪經驗整理成《桂剿要點》，核心思路是：兵在山外，群眾在山內；先打通交通線，再層層擠壓。4月，45軍主攻平樂、貴港重鎮，以小團體包圍戰拖住各股匪徒，讓主力順鐵路、公路向縱深蠶食。一個半月里，九萬余名匪徒被殲滅，廣西地圖上第一次出現大面積凈區。

可問題很快暴露。抓得多，審得慢；打得快，建政遲。由于沒來得及發動群眾，一些“真土匪”和被脅迫的普通百姓被混為一談。6月底，中央南方局下達批評電：廣西剿匪“只顧打山頭，未顧打思想”。接電后，廣西省委不得不把剿匪與土改合并進行。

1950年10月，朝鮮局勢陡變，國內外空氣驟緊。毛澤東接連兩封電報發到南寧，要求“速剿速建，不留尾巴”。10月15日，第二階段“重點進剿”打響。剿匪部隊分四路：桂南、桂北、桂西北、瑤山。各路采取“三日合圍、五日清山、七日穩控”節奏，以鄉為單位建聯防，干部連夜編造“簡易土語廣播”，把政策喊進深山。

有意思的是，四野在桂林南郊試點群眾“反包圍”。民兵打前站，穿草鞋、挑竹筐，邊搜邊勸，一周就讓七十多名匪徒自首。一個名叫潘添福的槍手，交械后說：“原以為共產黨見人就殺，想不到先給飯，再給藥。”這種心理戰，比單純硬拼有效得多。

到1950年12月底，平樂、田東、貴縣等17個完成土地改革的縣再度被掃清，殲敵逾九萬。四野指戰員戲稱“桂南不下雨”，其實是說匪患少了，夜里終于能睡囤房不用輪番警戒。遺憾的是，深山里的殘匪仍然狡猾，靠走私鹽巴、鴉片度日，留下一顆顆釘子。

1951年3月，葉劍英、陶鑄抵達廣西，提議“以山治山”。辦法簡單卻見效：在瑤山、十萬大山、融水等深山地帶設置三十余個“剿匪基地縣”，讓曾參加過剿匪的老兵轉為民兵，常年駐點，自織自給。四野留下兩個團作機動隊，一旦發現大股活動，立即合擊。

第三階段行動自1951年6月啟動。兩個月后，桂東南頑匪首腦莫漢章被捕，桂西北“平樂王”區鳳梧伏誅。頑匪失主腦，四散各地。7月下旬，廣西軍區報告：三百三十七個縣鎮全部復設人民政權，交通線日夜暢通，全省槍支減存率達百分之八十五。

北京方面收到捷報。毛澤東與朱德聯名的嘉獎電報指出：廣西剿匪“軍事與政治配合得當，群眾路線貫徹始終，值得全國借鑒”。廣西軍區趁熱打鐵，派工作隊入瑤山展開普法、擴邊貿易，以徹底切斷反動武裝復燃的土壤。

至1951年10月，廣西省內登記投誠、被捕以及戰斗殲滅的匪徒共三萬九千余人，扣押槍支七萬把，迫擊炮四百門，各類彈藥無法計數；繳獲和銷毀的鴉片原膏高達八百余斤。漫長一年半，大山終于安靜下來。

有人問，為何廣西必須“速剿”？答案寫在那片山嶺：不肅清匪患，交通不暢，物資進不去，援朝前線就缺糧；政權不穩，群眾不安，生產恢復就打折扣。剿的是匪，保的是新生政權，也是數千萬普通百姓的安寧。

匪首們殘留的暴行至今仍讓人心驚，但剿匪過程同樣提醒后人——槍桿子只是手段，群眾才是根本。當年的四野官兵，不僅靠沖鋒陷陣，更借千家萬戶的鍋灶、木船、簡易哨卡，織起一張嚴密而溫暖的網。山城的夜明亮了，嘹亮號角也終歸落在了稻田與學堂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