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讓太空變得越來越危險

作者：張貴余（沃德研究院研究員）

據美國媒體報道，當地時間12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當日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美國人到2028年重返月球，在2030年前建立永久月球前哨站的初始設施，指示在月球和軌道上部署核反應堆，包括在2030年前準備好發射月面反應堆，并確保“有能力發現、識別和應對美國太空利益面臨的各種安全威脅”。消息還稱，該命令通過升級發射基礎設施和開發商業途徑，以在2030年前取代國際空間站，從而刺激私營部門的創新和投資。

特朗普的這一舉動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切和擔憂，因為美國方面一再聲稱中國和俄羅斯在加緊開發利用太空空間，并聲稱中國是美國在太空領域的頭號威脅。但明眼人都知道，是美國讓太空變得更危險。

過去一年，華盛頓方面對太空軍事用途的擔憂之聲日益高漲。從太空碎片的激增，到中俄加速研發反衛星（ASAT）武器，他們擔憂美國太空資產正面臨直接攻擊威脅，以及軌道可用性遭破壞的風險。去年11月，美國太空軍作戰部長錢斯·薩爾茨曼（ChanceSaltzman）上將甚至將中國2007年進行反衛星武器試驗視為太空軍事化的關鍵轉折點。

其實，站在美國人的角度，這些擔憂不無道理，因為太空碎片可能通過連鎖碰撞使低地球軌道（LEO）等特定軌道區域無法使用，而反衛星武器更會加劇這一風險，因為即便單次試驗也可能產生數千塊碎片。此外，低地球軌道及其他軌道對美國軍用衛星至關重要，這些衛星承擔著通信、定位系統及情報收集等任務。

但是，進行反衛星武器試驗的國家并非中國一家，而且目前各國也沒有措施有效遏制反衛星武器的試驗與擴散。在當代武裝沖突的短視思維下，摧毀敵方天基指揮控制架構及其他系統的能力，尤其是那些遠離本土作戰的對手系統的能力，為戰時使用反衛星武器提供了強有力依據。正因如此，除非通過更廣泛的多邊談判，否則幾乎無法促使各方放棄相關行動。

最為關鍵的是，美國國家安全規劃者似乎尚未充分意識到：當前反衛星武器擴散的根源并非始于他國，而在于美國自身。

在單極霸權鼎盛時期的狂妄心態下，美國摒棄了支撐美蘇間雖不完美卻勉強維持的官方和平的多邊機制，轉而奉行強硬干預主義，導致問題根源再度浮現。事實上，若將當前反衛星武器問題視為一場軍備競賽，那么它不過是冷戰時期相互對立的威懾邏輯與反彈道導彈（ABM）技術這一舊問題的第二輪重現。

隨著蘇聯R-7火箭搭載“斯普特尼克”號衛星升空，導彈時代拉開序幕，反制彈道導彈的方法隨即進入研發階段。盡管早期諸多項目如“奈基-宙斯”（NikeZeus）計劃因技術局限而舉步維艱，但一種擔憂逐漸浮現：若反導系統研發成功，將可能瓦解傳統核威懾體系，并促使一方在獲得反導保護傘后率先發動核打擊。這些擔憂最終促使美蘇于1972年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MissileTreaty)，規定雙方各自僅能部署一處反導基地。

要理解這一背景，需先厘清反導系統（ABM）與反衛星武器（ASAT）的技術重疊性。并非所有反導系統都能直接用于反衛星作戰，尤其是那些針對導彈末段攔截的點防御系統，或用于攔截飛行軌跡大部分位于大氣層內的短程導彈系統。然而，部分反導系統具備在太空攔截導彈中段飛行階段的能力，這類武器僅需微調，即可兼具反衛星功能，反之亦然。以美國“標準-3”型導彈（SM-3）為例，該導彈在動能攔截試驗中已成功命中導彈與衛星目標。

正是由于這種技術重疊性，與反導系統功能重合的直接上升式反衛星武器（Direct-AscentASAT）的研發，一直受到與反導系統相同的法規約束。隨著《反彈道導彈條約》的簽署生效，直接上升式反衛星武器的研發工作基本陷入停滯，而定向能武器等其他系統在技術上也尚不可行。

但是，美國一批在國防政策與學術界活動的強硬反共派人士聯合起來，對《反彈道導彈條約》發起集中反對。反對勢力主要聚集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Institute）和傳統基金會（HeritageFoundation）等美國智庫，其成員成為里根政府“戰略防御倡議”（SDI，即“星球大戰計劃”）的思想先驅。盡管該計劃在當時技術上極具幻想色彩，但其留下的遺產更多體現為意識形態而非物質層面：拒絕單純依賴威懾、轉而主張主動防御的理念，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新保守主義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冷戰結束后，這些聲音繼續利用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對《反彈道導彈條約》發起致命一擊。在上述智庫及“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foraNewAmericanCentury）、安全政策中心（CenterforSecurityPolicy）等組織的持續推動下，2002年布什政府最終宣布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與此同時，美國軍方及外國勢力開始大幅擴張彈道導彈防御（BMD）體系架構。

反衛星武器在《反彈道導彈條約》終結后迅速擴散，絕非偶然。與反導系統類似，受冷戰時期技術局限，反衛星武器研發曾長期停滯。但隨著反衛星武器作為“類反導武器”的法律依據逐漸模糊，美國反衛星能力開發驟然加速，最終在2008年以“燃霜行動”（BurntFrost）反衛星試驗達到高潮。這一軍事行動旨在攔截并摧毀一顆失控的美國間諜衛星（USA-193），以防止其有毒燃料對地面人類及財產構成潛在威脅。

其他國家效仿這一路徑，本身未必構成升級行為，但美國的擔憂源于反衛星武器天然有利于那些對天基指揮控制依賴較低的交戰方，這就對美國極為不利了。考慮到全球大國競爭的新熱點多遠離美國本土，美國國防規劃者如今不得不面對一個自食其果的困境，或許更準確地說，是前人為現在美國人種下的苦果。在追求絕對優勢的過程中，美國無意間營造了一個對其當前或潛在對手更有利的安全環境。正如美國諸多政策失誤的陰影，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這一非受迫性錯誤，正將美國的重要軍事及民用太空基礎設施置于險境。

盡管美國為減少自身反衛星武器試驗影響所做的努力值得稱道，但當前大國間緊張局勢加劇，已使單邊主義無法成為可行解決方案。相反，為最大限度降低反衛星武器對美國安全及依賴和平利用太空的全球化世界的風險，外交手段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徑。

實現風險共擔需要各方妥協：若缺乏保障所有相關方利益平衡的框架，美國、俄羅斯、中國等軍事強國不太可能放棄反衛星武器在戰時帶來的優勢。或許《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失效尚存一線轉機：其留下的真空或許能促使各方在威脅達到核擴散級別前，達成更具持久性、全球性的解決方案。隨著更多國家謀求獲取反衛星武器，戰略需求將推動其加速部署，風險也隨之攀升。若想在局勢失控前遏制這一態勢，唯有通過談判、妥協與合作建立永久性棄用框架，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