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軍為證明身份，到最高檢門口見車就撞，黃火青：你給我唱首歌

原標題：老紅軍為證明身份，到最高檢門口見車就撞，黃火青：你給我唱首歌

1979年1月的一個清晨，北京城氣溫零下七度，東長安街西段剛亮起路燈。一個六十多歲的瘦高老人背著舊帆布包，蹲在最高檢大門對面，哈出的白氣很快就結(jié)了霜。 護衛(wèi)換崗鈴響，他抖抖肩膀，盯緊大門口駛出的每一輛“北京212”。只要車頭一露，他就沖上去，用肩膀往擋風玻璃方向一頂，動作笨，卻透著股子狠勁。 幾次猛撞無果，門衛(wèi)看不下去，喝了聲“老同志，別鬧”，把他推到一邊。老人咧嘴笑，滿口缺牙：“不鬧不行，沒黃檢察長的字，我這條命算白活。” 這人叫肖成佳，江西寧都人。新中國成立那年，他在鄉(xiāng)里算“中農(nóng)”，可到了“特殊時期”身份反復，被扣了“地主兼逃兵”的帽子。他認倒霉，卻咽不下那口氣——自己明明是1930年進的紅軍。 追根溯源，還得從1933年說起。寧都暴動后，肖成佳被調(diào)到紅九軍團七團。那時他擅長拿喇叭唱革命歌曲，常被戰(zhàn)友起外號“唱戲的”。 二占婁山關(guān)前夜，黃火青作為軍團政治部主任，拍板把一支加強排交給肖成佳埋伏川軍側(cè)翼。第一次帶兵的他，心里直打鼓，卻仍應了聲“保證完成任務”。 凌晨寒風像刀。加強排趴在荊棘里整整十小時，終于等來兩排黔軍。對面士兵邊抽大煙邊哼花鼓戲，毫無戒備。肖成佳揮手，手榴彈雨點般砸下，十分鐘結(jié)束戰(zhàn)斗，自己右手卻被彈片割開。 戰(zhàn)后總結(jié)會上，黃火青遞過半截紗布，說了句：“小鬼，有膽子。”隨后，他教肖成佳唱一首俄語歌詞標中文音的《杜娘歌》，理由很簡單，“戰(zhàn)士得有情調(diào)”。 時針撥到1936年秋。四方面軍西渡黃河后陷入古涼地帶，干柴洼阻擊、橫梁山伏擊、古浪巷戰(zhàn)接連打。氣溫驟降，給養(yǎng)奇缺，紅軍在古浪城外被航空炸彈掀翻工事，只好退入街巷死守。 古浪失利，傷員往西轉(zhuǎn)移。肖成佳頭部中彈昏迷，被衛(wèi)生員從尸堆里拖出，一路顛簸三晝夜，到達青海邊緣的小村。剛合眼，周圍卻被馬家軍騎兵團團包圍。 騎兵舉刀，寒光逼人。肖成佳強撐著站起，用沙啞的嗓子喊：“國共正合作，你們再殺我們，蔣委員長也不答應！”一句話震住了對方，六十多名傷員因此保住性命。 可逃不掉的現(xiàn)實隨即擺在眼前——要么投降，要么回家。通訊全斷，他無奈選擇后者。輾轉(zhuǎn)幾千里，搭隴海線、換平漢線，再步行一個多月，終于踏進贛南老屋。 家鄉(xiāng)風云變幻，他成了“嫌疑人”。關(guān)過牛棚、寫過檢討，日子混到1978年冬。那年人民日報刊出全國檢察機關(guān)人事調(diào)整消息，黃火青三字赫然在列。肖成佳盯著報紙，手直抖：“這是我老首長！” 村干部聽聞他想進京，勸道：“你是不是想翻舊賬？”肖成佳甩下一句：“我要把紅軍身份寫明白，不然死不瞑目。”63歲的他，揣八十塊錢坐綠皮車北上。 第一次進北京，他完全被這座城的龐大震住。問路、換乘、走冤枉路，折騰兩天才摸到最高檢門口。哨兵不認識他，也不可能放行。有人支招：“堵車！”他就真碰瓷般往車頭撞。 沖車失敗多次后，他靈機一動，捂肚子說：“戰(zhàn)士同志，腸胃炎犯了，急！”哨兵心軟，讓進院內(nèi)公廁。出來時，他迷路般亂逛，正撞上位書記員。對方問：“找誰？” “黃火青。” 書記員看他腿腳顫，領(lǐng)去辦公室。黃火青年逾花甲，正低頭批卷宗。聽門口喊“老首長”，抬頭一愣，怎么也對不上號。 肖成佳急得額頭冒汗：“話劇《花機關(guān)》里的小鬼，你教過《杜娘歌》！” 黃火青瞇眼回憶，敲桌：“還會唱不？” “會！” 他吸口氣，在水泥地上站定，用當年學的中文俄語發(fā)音唱起那支蘇聯(lián)小調(diào)。音準跑掉，歌詞含混，卻字字鏗鏘。短短兩分鐘，辦公室里除了歌聲只有鐘擺聲。 黃火青眼圈微紅，握住對方傷痕累累的右手：“真是你！”隨后提筆寫下證明：“肖成佳，1930年參加紅軍……現(xiàn)予認定為老紅軍。”末尾蓋上鮮紅印章。 看到老戰(zhàn)士褲腳開線，胳膊凍青，他又拿出三十斤糧票、三十元現(xiàn)金。“路遠，帶著。” 幾周后，江西省人事檔案部門收到證明，迅速核實相關(guān)線索。很快，肖成佳恢復軍齡、享受老紅軍待遇。可那張早年散佚的黨員登記表再沒找到，黨籍問題就此懸著。 有人感慨，他奔波幾十年，只為一句“老紅軍”印在紙上，值嗎？旁觀者或許不懂，在那代人眼里，“身份”并非功名，而是榮譽與歸宿的象征。 八旬以后，肖成佳提到那趟“撞車”往事時，總輕描淡寫：當兵的事，要講信用。證明自己，不給隊伍抹黑，這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