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陳賡大將對家人說：我受過電刑，活不過60的，后來果然這樣

1961年3月陳賡大將去世的時候，有一個老軍醫在吊唁的人群當中突然喃喃地自己跟自己說話：九年前他就說準了……這句話被喧鬧的聲音給掩蓋住了，但是卻好像鑰匙一樣打開了已經塵封起來的往事。1952年秋天，剛剛被任命為軍工院長的陳賡指著自己的胸口對妻子傅涯說：上海那次電刑傷害了根本，他覺得自己恐怕活不過六十歲。那時候他正在整理從朝鮮帶回來的筆記，窗外白樺樹的葉子正在紛紛地飄落。

我認為這個預言的源頭需要從1933年春天的貴州路戲院開始追溯。陳賡在電影院門口被叛徒陳連生認了出來，之后在扭打過程當中被巡捕押進西牢。當電刑架開始通電的時候，他咬碎的牙齒混合著血沫吞咽到肚子里面，但是始終沒有說出一個地下黨人的名字。之后宋慶齡帶著記者突然來到巡捕房，才使得他們把刑具藏了起來。可是心臟所受到的損傷如同暗瘡一般，二十年后在爾濱的寒冷夜里依然隱隱作痛。

傅涯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件事情。在1957年，陳賡第一次發生心肌梗塞。他躺在病床上還開玩笑說，馬克思在叫他去報到，他表示軍工的坑道圖紙還沒有畫完。之后醫生嚴格禁止他工作，但是這位大將，總是趁著批閱文件的時候用手按壓疼痛的地方，時間久了，襯衣胸口都磨出了洞。他這樣損耗自己的身體，這種清醒卻又放任的狀態，比很多悲壯的言辭更加讓人內心感到難受。

這么來看，軍工的創建如同一場倒計時的賽跑。在1952年的時候他從朝鮮返回，身上滿是傷病。他看到戰士運用燃燒彈去攻擊坦克，就當即向彭德懷表示，我們所缺少的并非是勇氣，而是制造坦克的人才。當毛澤東讓他去創辦軍校的時候，他拖著病體走遍爾濱去挑選校址。他把專家居住的樓房建造得寬敞明亮，而自己一家人五口卻共同擠在24平米的平房里面。有一次彭德懷前來拜訪，注視著漏風的窗戶發出嘆息，說你的這個房子還沒有朝鮮的坑道暖和。陳賡朝著爐子里添加一塊煤，說教授們能夠安心地開展科研工作，我這里即使心臟少跳動十年也是值得的。

預言成為讖語并不完全是電刑所導致的錯誤。長征期間在雪山的嚴寒環境里凍壞了心肌，朝鮮戰場上日夜顛簸去勘察地形，這些都如同鑿子一般敲打著他的身體。最為諷刺的是，軍工第一屆學員畢業典禮的禮花綻放的時候，陳賡正躺在上海華東醫院進行吸氧。他在給妻子寫最后一封信的時候還惦記著：讓叫建、進、庶、涯的那幾個孩子都去當兵，他虧欠生命的債務，得讓孩子們接著去償還。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陳賡對壽命有預感，這從本質上來說是革命者對犧牲的最終認同。如同他當年在國民黨監獄所寫的詩：在沙場南北馳騁游歷，橫持槍馬度過不少春秋。為掃除人間憂患之事，在南邊牢獄小住暫做囚犯。把牢獄和戰場都當作燃燒生命的灶膛，那自然能夠算清楚余燼還剩下幾顆。

那就回到1952年的秋夜進行回望。陳賡進行著預言。這個預言不像是宿命，反而像是洞悉。他如同檢修槍械一般對自己身體的各個部分進行評估，知道有些彈簧已經崩斷。這樣的冷靜比沖鋒陷陣更需要勇氣。

現在軍工舊址處有他的銅像佇立著。銅像的手掌按在一疊圖紙之上。當地的老人稱，雕像的方位特意偏離了五度。在3月16日忌日那一天，陰影剛好完整地覆蓋了生卒年份里的1961。這樣的設計是不是在暗示：有些生命的長短，在其燃燒起始的時候就已經被刻好了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