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宇霆到底水平如何？張學良說：野心大過能力，在江蘇被打回來了

1929年1月10日晚上，沈陽的大帥府老虎廳里響了兩聲槍響，奉系二號人物楊宇霆倒在血泊里，腦漿子流了一地。

這事兒在當時可是驚天動地的大新聞，哪怕到了現在，還有不少人念叨：“要是楊宇霆沒死，九一八事變哪能那么容易發生？

東北也不至于丟得那么快。”

這話聽著特提氣，畢竟楊宇霆號稱奉系“小諸葛”，那是張作霖留下的頂梁柱。

可咱要是把那一層層的歷史濾鏡刮開，你會發現這事兒根本經不起推敲。

張學良晚年提起這位老叔，嘴里蹦出一句挺狠的評價：“都說他楊宇霆能力超群，當初在江蘇，不還是被陳調元他們像攆鴨子一樣打回來了？

他的野心，那是遠遠大過能力的。”

這句話，才算是真正戳破了楊宇霆身上那層“救世主”的金身，說白了，這就是個被高估的職場高級打工仔。

咱們今兒不扯那些干巴巴的時間表，就聊聊這個被稱為“東北魏延”的楊宇霆，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送上絕路的。

你得知道，在那個槍桿子就是腰桿子的年代，楊宇霆這人從打根兒起就透著一股子“不安分”。

他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來的高材生，那個年代的“海歸”那是自帶光環，眼睛恨不得長在頭頂上。

在他眼里，張作霖手下那幫綠林出身的老兄弟，什么吳俊升、張作相，那就是一群不識字的大老粗，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這種骨子里的傲慢，讓他成了奉系內部著名的“獨行俠”。

老帥張作霖那是人精里的那個“精”，土匪出身不假，可識人用人的眼光毒辣得很。

他早就看出來楊宇霆腦后有反骨，像極了三國里的魏延——有才，但桀驁不馴。

所以張作霖活著的時候，玩了一手漂亮的“帝王術”。

他把楊宇霆捧得很高，總參謀長讓你當，兵工廠總辦讓你管，甚至跟段祺瑞政府搞聯絡這種露臉的事兒也交給你。

但是，唯獨一樣東西，老張死死攥在手里，絕不讓楊宇霆碰，那就是——兵權。

這招其實極狠。

你看當時的奉系，老派的吳俊升那是鐵桿親信，手里有兵；新派的張學良那是親兒子，手里也有兵；就連郭松齡雖然最后反了，但之前也是實打實帶兵打仗的。

唯獨這位“二號人物”楊宇霆，始終是個高級幕僚。

他就像是被養在籠子里的猛禽，看著威風凜凜，其實腳上一直拴著鏈子。

楊宇霆心里能不憋屈嗎？

當然憋屈。

是個聰明人都知道，亂世之中，沒兵權說話就不硬氣。

為了破局，他曾經動過歪腦筋，既然正規軍插不進手，那就借著建立“戰時預備隊”的名義，想搞一支只聽命于自己的私家軍。

這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可在那些在刀口舔血的老帥們眼里，這就叫司馬昭之心。

真正檢驗楊宇霆成色的，其實是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后的那場“江蘇大戲”。

那會兒奉系打贏了，地盤擴到了長江流域，張作霖一高興，把富得流油的江蘇交給了楊宇霆，讓他當江蘇督軍。

這可是楊宇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封疆大吏，也就是這次，徹底暴露了他“紙上談兵”的本質。

他帶著一股子傲氣到了南京，屁股還沒坐熱，就被孫傳芳聯手陳調元給收拾了。

那個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小諸葛”，在真正的軍閥混戰面前，表現得驚慌失措，最后灰溜溜地逃回了東北。

這一仗，不僅丟了地盤，更丟了他在奉系將領心中的威信。

大家伙兒嘴上不說，心里都在嘀咕：平時牛皮哄哄，真刀真槍干起來，也就這水平？

再來說說他和張學良的梁子，那可不是一天兩天結下的。

大家都知道后來張學良殺他是因為“阻撓統一”或者“太囂張”，其實根子上還有一個字：錢。

楊宇霆管著奉系的兵工廠，那是張家的錢袋子。

張學良年輕氣盛，喜歡搞點新式裝備，結果發現楊宇霆這賬目不對勁。

為了證明楊宇霆中飽私囊，張學良自己跑去辦了個迫擊炮廠，同樣的迫擊炮，小張造出來的成本比楊宇霆報的價低了一大截。

這事兒要在普通職場，老板早把經理開了，可張作霖為了平衡各方勢力，愣是把這事兒壓下去了。

這讓楊宇霆產生了一種錯覺：在這個家里，我也許比“少東家”更重要。

這種錯覺，在皇姑屯的那聲巨響后，膨脹到了極點。

張作霖一死，那根拴著猛禽的鏈子斷了。

在楊宇霆看來，那個抽大煙、跳舞、只知道玩樂的張學良就是個扶不起的阿斗，而他自己，則是那個要在白帝城托孤的諸葛孔明。

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點：諸葛亮對劉禪那是鞠躬盡瘁，而他楊宇霆對張學良，那是蹬鼻子上臉。

老帥剛走那會兒，張學良是真怕他，也是真敬他。

每次楊宇霆來帥府，張學良都還得恭恭敬敬叫聲“鄰葛”。

可楊宇霆是怎么回報的呢？

他在張學良面前擺足了長輩的譜，甚至在公事上直接替張學良做主，完全不把這個新任“東北王”放在眼里。

當時無論關內還是日本人，要想辦成事，都知道得先拜楊宇霆的碼頭。

這種“只知有楊，不知有張”的局面，放在任何一個權力架構里，都是取死之道。

有一天，楊宇霆給家里辦喜事，這老哥竟然沒給張學良發請帖。

張學良那是誰啊，那是東北的一把手，為了緩和關系，小張還主動帶著厚禮上門道賀。

結果楊宇霆這架子端的，那是相當大，把張學良晾在客廳喝冷茶，自己在里屋打麻將，半天才出來見一面。

這哪是臣子見主公啊，這簡直就是教導主任訓小學生。

張學良回去之后，氣得把杯子都摔了。

最諷刺的是，楊宇霆這種絕頂聰明的人，竟然連“臣強主弱必有災殃”這么淺顯的道理都給拋諸腦后。

他太自信了，自信到以為憑著資歷和在日本的人脈，就能在這個少爺頭上作威作福一輩子。

那兩聲槍響，結束的不僅是楊宇霆的生命，也終結了奉系內部長達數年的隱形分裂。

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楊宇霆不死，九一八事變真的能避免嗎？

難。

一個連孫傳芳都斗不過，在江蘇都站不穩腳跟的人，面對武裝到牙齒的關東軍，又能有多少勝算？

更何況，一個內部二元對立、權臣壓主的東北，恐怕在日本人動手之前，自己就已經先打起來了。

所謂的“意難平”，不過是后人給歷史加的一層濾鏡罷了，真實的楊宇霆，終究只是那個野心撐不起才華的悲劇角色。

楊宇霆這輩子，輸就輸在太“聰明”，卻唯獨缺了點“智慧”。

他把權術玩到了極致，卻忘了在權力的游戲里，認清自己的位置，比什么都重要。

他不僅低估了張學良的狠勁，更低估了那個時代洗牌的速度。

1929年1月11日，也就是楊宇霆被殺的第二天，張學良通電全國，公布了楊宇霆和常蔭槐的罪狀，同時也給這倆人的家屬送去了巨額撫恤金，說是為了那個“老交情”。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