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全被踢出局，越南玩大了，670億豪賭國運，竟找賣房的修高鐵

本以為越南南北高鐵會在中日之間二選一，結果誰都沒想到，兩家最成熟的玩家一起出局。670億美元的大項目，最后竟交給了賣房子和賣汽車的本土企業操盤。

這已經不是大膽創新，而是把國運押上賭桌。高鐵還沒開工，問題就已經擺在眼前：這條路真的走得通嗎？

越南為什么把高鐵交給“賣房和賣車的人”

如果用最直白的話來講，越南這次敲定的南北高鐵方案，讓很多看熱鬧的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不是因為工程不大，而是因為太大、太貴、也太反常。

670億美元放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筆足以改變國運的超級工程。可偏偏越南把這樣一個項目，交到了兩家幾乎從未碰過鐵路建設的企業手里。

一個是潘日旺的VinGroup，說白了就是以房地產和新興電動車聞名的資本集團；另一個是長海集團，核心業務是汽車銷售和組裝代理。

讓這兩家公司去修一條貫穿全國、時速350公里的高鐵，就好比讓做精裝修和賣4S店的人，去負責火箭發射系統。不是不努力，而是根本不在一個專業維度上。

越南當然知道風險，所以又拉來了德國西門子和韓國現代當技術外援。但問題并沒有因此變小，反而更復雜了。因為這兩家提供的高鐵車型，在德國和韓國本土都還沒有大規模商業運營的成熟案例。也就是說，這并不是已經跑順了的“成品方案”，而是還在驗證階段的技術組合。

于是一個極其危險的閉環就形成了：本土承建方沒有高鐵施工經驗，核心技術又來自尚未充分驗證的海外方案，所有試錯成本，最終都要由越南自己來承擔。對外界來說，這已經不是“多元化選擇”，而是直接把國家級交通命脈，變成了一場付費實驗。

更關鍵的是這一切并不是因為越南沒有更穩妥的選項。恰恰相反，成熟、便宜、就在身邊的方案，被主動排除在外。表面看是商業決策，實際上卻已經深深打上了政治烙印。

而當我們把鏡頭從“誰來修”，轉向“越南拿什么來修”，事情就顯得更加現實、也更加殘酷了。

因為技術選擇只是第一道門檻，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面。

工業底子撐不撐得住這次跨越

要理解越南南北高鐵的難度，必須先看清一個現實：越南現在的鐵路體系，幾乎停留在上個世紀。大量線路仍然是法國殖民時期留下的米軌鐵路，平均時速只有50公里左右，很多調度和道岔操作，依然依賴人工完成。

在這樣的工業基礎上突然要建設一條時速350公里的高速鐵路，這不是升級，而是跳躍。中間沒有任何技術積累的緩沖期。換句話說，越南不是在“迭代”，而是在“跨級挑戰”。

地理條件又進一步放大了難度。越南國土狹長，高鐵線路必須穿越安南山脈。按350公里的設計標準，線路對曲線半徑和坡度的要求極為嚴苛，這意味著大量隧道、橋梁和復雜地質工程。對任何國家來說，這都是最難、最燒錢的部分。

更諷刺的是能源問題，高鐵本身是標準的“電老虎”，需要長期穩定的高質量供電。但現實卻是，越南近幾年在用電高峰期頻繁出現電力緊張，甚至需要向中國廣西緊急購電。也就是說，哪怕這條高鐵未來真的跑起來了，它賴以生存的電力系統，依然高度脆弱。

于是一個頗具黑色幽默意味的畫面出現了：越南為了在地緣政治上“避開中國方案”，花更多的錢選擇德韓技術，但最終支撐高鐵運行的電力，很可能還是要依賴從中國進口。這種“技術獨立、能源依賴”的結構，本身就充滿矛盾。

當工業基礎、地理環境、能源條件同時擺在桌面上時，這條高鐵已經不再只是“難”，而是“系統性高風險”。而即便我們假設所有工程奇跡都能發生，最后一道關卡依然繞不過去——錢，從哪里來，又怎么還。

而這一關幾乎決定了這項工程的最終命運。

避嫌背后，是一場高風險的國運選擇

單從財務角度看，越南南北高鐵幾乎是一道解不出的題。670億美元相當于越南一年GDP的六分之一。即便放在發達國家，這樣的投入比例也極為罕見。

更關鍵的是越南政府選擇了一個看似“市場化”、實則極不負責的做法——不提供主權擔保，讓企業自負盈虧。聽起來像是風險下放，實際上卻是在為未來埋雷。

按照企業自己給出的最樂觀測算，高鐵建成后，每年收入大約56億美元。但僅運營成本，就要消耗掉42億美元，剩下的14億美元，連償還本金的邊都摸不到，更不用說利息和未來擴建成本。只要稍有常識就能判斷，這是一條注定長期虧損的線路。

在全球范圍內，高鐵能完全靠市場盈利的案例極少，大多數都需要財政補貼維持。越南卻指望兩家民營企業硬扛風險，結局幾乎是寫好的：資金鏈一旦吃緊，項目就會停滯，最后債務還是要回到國家和納稅人身上。

那為什么還要這么選？答案其實并不復雜。核心原因，不是經濟理性，而是心理負擔。河內決策層始終被一種“避嫌心態”所左右，寧愿選擇昂貴、陌生、風險更高的方案，也要避免在國家大動脈上深度依賴北方鄰國。

這種選擇看似精明，實則代價巨大。德韓企業只負責賣設備和技術授權，風險并不在他們身上。而越南，卻可能因此錯過一次低成本融入區域鐵路網絡的歷史機遇。

這場高鐵豪賭真正的輸贏，或許要在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清。但可以確定的是，當工程一開始就被地緣情緒牽著走，理性就已經退居二線。

在國家發展這條長軌道上，有時候最大的風險，不是選錯技術，而是選錯出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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