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交近攻？中亞峰會成日本戰略關鍵，高市想通，對中俄要軟硬兼施

一邊避開臺灣問題不敢提，一邊卻大張旗鼓拉攏中亞五國。

一邊承諾3萬億日元投資，一邊又急著打造繞開中俄的新通道。

高市早苗這葫蘆里賣的究竟是什么藥？

2025年12月19日至20日，日本東京首次舉辦“日本—中亞五國”首腦峰會。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領導人全部到場，這是日本與中亞建交33年來第一次將對話機制從外長級提升到首腦級。

峰會結束時，六國共同發布《東京宣言》，共53條內容，涵蓋經濟合作、資源開發、物流通道建設等議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會上宣布，未來五年內將向中亞地區投入3萬億日元（約合1340億元人民幣）用于民間合作項目。

其中，僅哈薩克斯坦一國就獲得了37億美元的投資承諾，涉及能源、冶金和“下一代智能采礦”等領域。

此外，日本還與塔吉克斯坦敲定了20項協議，覆蓋農業、礦產、基礎設施和能源；與其他三國雖未公布具體數字，但總計協議數量達到34份。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峰會刻意避開了安全和軍事話題。

中亞五國明確拒絕在宣言中加入任何涉及安全的內容，日本也只能接受合作僅限于經貿范疇。

盡管如此，高市政府仍試圖通過經濟手段撬動地緣格局，其真實意圖并不難察覺。

日本此次峰會最引人關注的舉措，是推動建設“里海運輸走廊”，也稱“中間走廊”。

這條路線從中亞出發，經里海運至阿塞拜疆，再通過土耳其進入歐洲，全程不經過俄羅斯或中國。

日本希望借此打破中亞內陸國家的物流困局，同時削弱中俄在歐亞大陸腹地的影響力。

中亞五國確實面臨出海難題，目前主要依賴兩條通道：一是經俄羅斯黑海港口新羅西斯克，但受俄烏沖突影響，該線路風險上升。

二是經中國鐵路網，但存在軌距不同、換裝成本高、運輸距離長等問題。伊朗方向因長期受制裁，港口效率低下，基本被棄用。

相比之下，“里海走廊”理論上能提供一條避開大國控制的替代路徑。

然而現實并不樂觀，哈薩克斯坦阿克套港管理混亂，集裝箱丟失、延誤頻發；里海水位持續下降，大型船只難以靠岸；跨海后還需多次裝卸，效率低下。

更重要的是，連接阿塞拜疆與土耳其的“贊格祖爾走廊”尚未完全貫通，且地處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爭議地帶，局勢脆弱。

即便美國已介入并將其命名為“特朗普國際和平走廊”，其穩定性仍存疑。

日本明知困難重重，卻仍大力推動此路線，背后有更深層的戰略考量。

一方面，配合美國主導的“C5+1”機制。

就在2025年11月6日，特朗普剛在白宮主持過美國與中亞五國峰會，重點討論關鍵礦產供應鏈。

日本緊隨其后召開峰會，明顯帶有“跟風”和“表忠心”的意味。

另一方面，日本試圖通過支持這條繞開中俄的通道，在歐亞大陸打入楔子，緩解自身在東亞方向的地緣壓力。

日本對中亞的興趣，核心在于資源安全。

作為全球最大的稀土進口國之一，日本約60%的稀土依賴中國供應。在中日關系持續緊張的背景下，這種依賴被視為“卡脖子”風險。

而中亞，尤其是哈薩克斯坦，不僅擁有豐富的稀土資源，還是全球重要的鈾礦儲備國——這對計劃重啟核電、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日本至關重要。

《東京宣言》第24條明確提出，日本將依托中亞天然資源，全面推進礦產合作，強化本國薄弱的供應鏈。

第25條則聚焦“里海路線”建設。這兩條內容直指日本當前最緊迫的經濟安全需求。

高市政府希望通過構建從勘探、加工到運輸的完整產業鏈，將中亞納入其“經濟安保”體系。

但問題在于，日本在中亞的根基極其薄弱。

雖然早在1997年橋本龍太郎就提出“絲綢之路外交”，2004年建立外長對話機制，但過去二十多年里，日本高層極少訪問中亞。直到2025年，才由高市早苗促成首次首腦峰會。

更關鍵的是，日本企業對中亞投資普遍持謹慎態度。

地理遙遠、法治環境差異大、基礎設施落后等因素，使得商業回報充滿不確定性。

此次峰會雖有豐田、三菱、住友等大財閥出席，但多為“捧場”性質，并無實質性投資計劃。

歷史上，日本曾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初對哈薩克斯坦提供大量援助，但在2011年“扎瑙津事件”后因擔心得罪歐美而大幅削減，最終投入幾乎全部打水漂。

如今重提合作，中亞國家對日本的承諾已缺乏信任。

高市早苗政府此次對中亞的布局，體現出明顯的“對俄強硬、對華回避”策略。在整個峰會期間，她只字未提臺灣問題，也沒有要求中亞國家在涉華議題上表態。

這并非偶然，此前因為涉臺言論導致中日矛盾激化，若再次火上澆油，恐怕反而會讓中亞五國投鼠忌器，故不愿因此激化矛盾。

相反，在針對俄羅斯方面，日本則毫不掩飾其意圖。

推動“里海走廊”本質上就是繞開俄羅斯的物流網絡，強調“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國際秩序”，暗含對俄現行體制的否定。

甚至在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接待中亞領導人期間，他本人卻登上美國“海狼”級核潛艇參觀，釋放出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對抗俄影響力的信號。

這種“軟對華、硬對俄”的做法，反映出高市政府對地緣現實的重新評估。面對中國，日本似乎刻意回避激化矛盾；而面對陷入烏克蘭戰爭泥潭的俄羅斯，則認為有機可乘。

但這種策略存在巨大風險。中亞國家雖愿接受日本投資以實現外交多元化，但絕不會輕易選邊站隊。

它們既依賴中國的市場與基建，又依靠俄羅斯的安全保障，奉行的是平衡務實路線。

此外，日本國內政治壓力也是推動此次峰會的重要因素。

高市早苗上任僅兩個月，因涉臺言論導致外交孤立，內閣支持率低迷。舉辦一場多國首腦峰會，既能制造“外交活躍”形象，又能轉移國內視線。

但若無法兌現投資承諾，反而可能進一步損害信譽。

歸根結底，日本試圖通過中亞實現“遠交近攻”的戰略構想，更多是一廂情愿。

中亞不是權力真空，而是中俄深耕多年的戰略要地。

任何外部力量若想在此立足，必須尊重地區國家的自主選擇，而非強推排他性議程。

歷史已經證明，和平與發展才是中亞各國的真實訴求。

日本若繼續以對抗思維謀劃外交，即便聲勢浩大，最終也難逃“畫餅充饑”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