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蘇軾參加明清科舉考試，結果會怎樣？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蘇軾參加了由歐陽修擔任主考官的省試（省試：唐宋時期由尚書省禮部主持的中央一級科舉考試，類似于今天的全國高考），其作品《刑賞忠厚之至論》被歐陽修稱贊有“孟軻之風”，本擬把該文定為第一名，由于猜想此文可能是其門生曾鞏所寫，出于避嫌，忍痛將其降為第二。

當年三月，蘇軾又參加了由宋仁宗親自主持的殿試，成績位列乙科，被賜進士出身。雖然殿試排名蘇軾并非狀元，但其與弟弟蘇轍的策論依然深深打動了宋仁宗，看完二人試卷仁宗忙不迭回到后宮對曹皇后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能同時打動文壇領袖與皇帝，足見剛剛嶄露頭角的蘇軾文章才華之高。

時光流轉，科舉制度到明清時期發生重大轉變，八股文成了科考的核心文體，也因此出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評價聲音，偏有老學究認為蘇軾文章寫得不好，理由是“不合八股規范”。

清朝老學究的說法并非全無道理。若以明清八股文標準衡量，蘇軾那篇曾高居省試第二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的確算不上一篇合格的八股文，更遑論優秀。

今天說說八股文。

什么是八股文？為什么現代人一說到八股文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僵化”“扼殺人才”這類字眼？

所謂“八股文”，乃明清科舉考試的專用文體，因文章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而得名。除此之外，八股文在內容上要求必須以儒家“四書五經”為依據，代圣賢立言，不得有個人見解；句式、字數亦有嚴格限定。

破題，即開篇用兩句話點明題目要義，但不可直接引用題字，需簡潔點出主旨，為文章總起；

承題，即承接破題之意，通常用三四句話進一步闡明題意；

起講，即開始代圣人立言，闡述題目的核心道理；

入手，即正式議論之前用一兩句話引出下文；

起股，即正式進入議論段落，到這個時候，文章才開始表達一點作者自己對圣言的理解；

中股，屬于全篇核心段落，內容要深刻闡發題旨，是全文的議論重心。

后股與束股，即承接中股的論點進一步補充論述，并對全文論述進行收束總結，以做到首尾呼應。

八股文的結構，就像一個兩頭尖、中間鼓的紡錠。

如何評價八股文呢？所謂“存在即合理”，八股文存在了400多年，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積極的一面：使科舉考試的評判標準具有可操作性，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考試的公平性，同時訓練了士子們的邏輯思辨與文字駕馭能力；消極的一面：內容和形式均過于僵化，嚴重束縛了士子的獨立思考能力，以此選拔的官員多不具備經世致用才干。

為什么明朝科舉要推行八股文體呢？除固定文體格式及答題規范能減少閱卷官的主觀判斷偏差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出于統一士子思想，八股文限定以程朱理學對“四書五經”的注解為標準答案，杜絕異端思想的傳播，以此實現讀書人思想同質化，對政權穩固有利。

其實，八股文在“議論說理”功能上與今天我們常說的議論文有相似之處，只是它對文章格式的規范過于嚴苛且不得突破。“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其實可以歸結為“起、承、轉、合”，這不正是中學語文老師一再給我們強調的嗎？八股文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就是它對讀書人邏輯思辨與文字駕馭能力的專業訓練，你發現沒有：明清的官員，且不說他能力及政績如何，都能寫一手比較像樣的文章卻是事實，而這正得益于八股文的嚴格訓練；今天，不少官員寫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正是因為缺乏這樣的訓練。

八股文的問題主要出在內容上，必須以儒家“四書五經”為依據，必須鸚鵡學舌一樣地闡釋古代圣賢的言論，完全不許發揮個人獨立見解，這才是八股文最為后世所詬病的。

所有的文章詩詞都有一個形式與內容關系的問題，形式要有，但形式不能大于內容，更不能傷害內容，我們對八股文的著眼點不能只盯著形式不放。比如，律詩就有嚴格的要求，句數固定、押韻規范、平仄協調、對仗工整，否則不成其為律詩。宋詞也一樣，為什么會有詞牌名？詞牌名就是用來限定句數、字數、平仄、押韻、對仗及句式節奏的，每個詞牌都對應一套固定的格律模板，不同詞牌的句數、每句字數都有明確規定，不能隨意增減，比如《如夢令》33字、7句，《沁園春》114字、14句，《卜算子》上下闋各22字、4句，等等。如果不遵守這些規則，就不是宋詞。

所以，我們不能一棒子打死八股文，就像不能因為有人拿刀殺了人就禁刀一樣。

比如，就有人用八股文體寫出了像樣的文章，明萬歷二十六年殿試狀元趙秉忠的《問帝王之政與帝王之心》，全卷2460字，以“實政+實心”立論，結構嚴謹、切中時務，堪稱八股文范文。明正德六年狀元楊慎的《殿試對策》，熔仁政、實效、權變于一爐，縱論文武兵農制度演變，兼具理論深度與現實觀照。清光緒二十九年狀元張謇的《殿試對策》，聚焦國計民生與實業救國，既符合傳統義理又有近代視野。

再想想，我們今天的高考命題作文是可以天馬行空隨便寫的嗎？也不是，所以完全否定八股文是不對的。

重新回到文章標題，《刑賞忠厚之至論》無論文章的思想深度、邏輯嚴謹性與文辭功底，都堪稱宋代科舉策論的典范，其治國施政應秉持“忠厚”原則，刑罰要力求寬緩、賞罰要注重仁德，以仁愛之心對待百姓的核心論點，可謂切中治國要義，引經據典與說理思辨結合得非常好。但是，若以八股文的標準評判此文，則完全不符合要求。

首先，該文無八股對仗結構，全文為自由的論說文體例，沒有破題、承題的固定開篇，更無起股、中股等對仗段落的硬性安排，行文隨論點自然鋪展。

其次，命題與義理不拘泥，文章雖援引經義，卻不局限于“四書五經”單一文本，還融合了《尚書》《詩經》《春秋》等多經典內容，且立論基于蘇軾對“忠厚治國”的獨立思考，并非照搬程朱注解。

第三，文風兼具才情與思想，文中“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表述，是蘇軾為佐證觀點的虛構，這種跳出經典注疏的寫法，在八股文體中是絕不可出現的。

所以，假如蘇軾起死回生參加明清科考，估計第一輪就得淘汰出局，并永無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