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深秋,湘西大雨連綿,13歲的王誠漢裹著一件打著補丁的棉衣,跟在紅軍隊伍后面,轉過頭時山村已在薄霧中消失。誰也想不到,這個少年此后將歷經長征、抗日、解放戰爭,直到新中國成立再到改革開放,足足在中國軍隊一線奉獻了半個多世紀。
在長征途中,他還是擔架隊里的小衛生員。爬雪山時凍瘡裂口,走草地時缺糧啃皮帶,可他硬是咬牙扛了下來。1935年9月翻越夾金山時,指導員拍著他的肩一句“娃娃,頂住”,成為陪伴多年的回聲。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被編入八路軍一二九師,主攻冀南敵后交通線。夜色中埋雷、白天打游擊,熟悉的“娃娃”早已練成獨當一面的連長。
解放戰爭期間,他任縱隊團長,1948年洛陽東南戰場火力密集,一發炮彈將他震得耳鳴數日。戰后統計,全團僅剩一百二十余人,但渡黃河的船依然按原定計劃出發。有人問他:“團長,掉隊的怎么辦?”他只回了三個字:“先過河。”簡單卻鏗鏘,足見他的決斷。
1950年西南解放尚未穩固,他受命調入川西,參與剿匪和邊防建設。山高路險,補給艱難,他與官兵同吃豌豆糊糊,同睡土坯窯洞。1954年,整編后的部隊被納入成都軍區編制,他一路做起軍區參謀長,后又升任副司令員,專盯軍事訓練這一塊。有意思的是,他堅持讓炮兵新兵先學步槍射擊,理由很樸素:“槍感差,炮感就不準。”
1979年對越作戰前夕,軍區炮兵演練進入沖刺階段,他兩次深入一線觀摩。大家沒想到這位當時已六十多歲的老將,依舊能在山地模擬陣地里翻爬滾打。看到年輕參謀在斜坡摔倒,他拍掉對方背上的塵土:“別怕摔,怕的是生疏。”一句話,場面馬上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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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軍委啟動百萬大裁軍,方案指出成都軍區與昆明軍區合并。會議室內議論聲此起彼伏,他敲桌提醒:“意見可以提,秩序不能亂。”隨后給中央發電報,表態擁護決定,同時提出西南高原高寒訓練、國境線防御等七點建議。方案最終改為保留成都軍區,只縮減機關和部隊員額。可他本人卻列入離休名單,那年他整整六十八歲。
本以為要脫下軍裝,沒想到組織又拋來重任。1986年初春,中央軍委通知:王誠漢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黨委書記兼政委。接電后,他沉默片刻,說了句:“明白,立即報到。”就這樣,離休沒滿一年,他再次回到戰位。
上任第一周,他幾乎把院內各研究室都走了個遍。研究員們私下議論:“這老首長腳程夠快。”他則翻著筆記,對著負責人提出問題:資料庫怎么共享?小語種翻譯渠道在哪?科研經費卡在哪個環節?一連串追問讓人清晰感到,他要的不只是文件上的“改革開放”,而是真刀真槍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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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他向軍委遞交《關于進一步搞活軍事科研的報告》,核心是扭轉封閉辦科研的慣性。幾天后,“3.28指示”電文下達,明確軍事科學院要實行課題招標、開放合作、學術交流常態化。消息傳到各研究所,年輕軍官興奮不已。一位中校掩不住激動:“這回可真能施展。”這句話后來在院子里傳成佳話。
除了抓方向,他還盯隊伍。干部年輕化、專業化成為關鍵詞。1988年5月,第一批考評錄用文件通過,他簽字時特別注明“德才兼備,民主測評必須占比三成”。同年九月,中央公布新軍銜制度,七十一歲的王誠漢被授予上將軍銜。授銜那天,他沒穿新制禮服,只把肩章別在舊軍裝上,笑稱“還沒來得及換”。
科研樓維修、職工宿舍翻建都是他直接拍板。軍需經費緊,他把自己早年所得的多塊紀念金表捐去拍賣,不少官兵至今記得這段往事。有人打趣:“首長當政委兼后勤部長了。”他擺手:“條件好一點,論文才能厚一點。”
1990年底,王誠漢正式退居二線,但仍被邀請出任軍事科學院顧問。他花更多時間整理筆記,撰寫《西南防務紀事》《高原訓練札記》等回憶錄。書里沒有華麗詞藻,都是年份、坐標、火力配備、訓練要點,卻成了后來軍校教材里的經典案例。
2009年3月,北京海軍總醫院病房燈光微弱,他輕聲囑托家人把手稿存進檔案館,然后閉上了眼睛,享年九十二歲。遵照遺愿,告別儀式簡樸舉行,靈車駛離時,冬雨敲在車頂,仿佛在向這位一路逆風前行的老兵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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