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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年，北宋皇祐年間，64歲的范仲奄奄一息地躺在徐州官舍。臨終前他給皇帝上遺表，沒提任何個人請求，只字未提讓子孫蔭補官職，心心念念的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而早在一年多前他獲準致仕時，就曾拒絕皇帝留京的美意，一心只想回蘇州老家，哪怕最終未能成行。

告老還鄉四個字，是中國古代官員仕途的終極歸宿。從漢朝的疏廣到宋朝的范仲淹，從唐朝的白居易到明朝的徐階，這些曾在權力中心叱咤風云的人物，晚年都不約而同地選擇離開繁華的京城，回到故鄉。這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是一套延續千年的制度設計與生存智慧。

01 朝廷為何用制度趕官員回家？

古代官員退休回鄉，絕非完全自愿，背后有一套嚴密的制度設計。

漢朝確立了七十致仕的基本框架，但早期執行并不嚴格，更多是道德提倡。真正將退休制度化是在唐朝，唐六典明文規定七十致仕，并形成常態。宋朝尤為典型，文官年滿七十必須退休，武官則可適當放寬。但核心規定是，退休后必須離開京城，返回原籍。

這一鐵律背后有兩大考量：

一是政治安全。退休官員若滯留京城，易形成影子權力中心，干擾朝政。漢朝就曾有退休官員在長安議論朝政而被嚴懲的先例。

二是資源分配。朝廷給予退休官員的福利，如唐朝的永業田、宋朝的祠祿官，大多與故鄉綁定。最典型的是宋朝的恩蔭制度，退休官員可推薦子孫入仕，但這類名額常與地方教化、宗族建設掛鉤，促使官員返鄉履行家族責任。

就連皇帝特別的挽留，也難撼動這套制度。范仲淹退休時，宋仁宗親自勸留，許以京城養病之便，但他仍堅持要回蘇州。不是不想留，而是制度與文化雙重驅動下的選擇。

02 現實：長安居，大不易

即便沒有制度強制，京城的高昂生活成本也足以讓大多數退休官員望而卻步。

唐朝長安可謂古代城市房價的巔峰。中唐時期，一位五品官員的年俸約36貫錢，在長安購置一所普通住宅需500貫以上。一個中級官員需不吃不喝攢錢十余年才能買房。白居易初入仕時，只能在長安偏遠的常樂坊租屋，曾作詩嘆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明朝京城物價同樣驚人。退休首輔徐溥曾在京城暫住，三個月就花光積蓄，最后慨嘆，京城米珠薪桂，非久居之地，毅然南歸。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回鄉的生活。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陽履道里，擁有私家園林，描述其生活門前有流水，墻上多高樹。竹徑繞荷池，縈回百馀步。這種京城一套房，故鄉十畝園的性價比差異，讓理智的官員都知道該如何選擇。

03 使命：無法推卸的宗族責任

對古代士大夫而言，退休從來不是休息，而是人生舞臺的轉換，從服務朝廷轉向服務宗族。

守護祖墳、編修族譜、振興教育是三項核心使命：

范仲淹在蘇州創辦的范氏義莊，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民間慈善基金會之一，持續運作近千年，資助了無數范氏子弟求學。

明朝首輔徐階回鄉后，每日清晨到祖墳祭掃，編修族譜，在序言中寫道，譜存則族統，族統則祖尊。

白居易晚年親自教導族中子弟，其侄白敏中后來官至宰相。

這些事都必須在故鄉完成。在京他們是臣子，回鄉則成為族長、鄉賢，這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的完整實踐閉環。

04 智慧：遠離風暴眼的生存哲學

官場如戰場，急流勇退是最高明的保全之道。

明朝張居正的故事最為慘痛。他權勢熏天時，兒子們留京享受榮華，待他被清算后，長子自盡，家產抄沒。相反，同為改革家的徐階，退休后歸隱松江，雖然后來家族遭遇一些挫折，但本人得以善終。

清朝林則徐的退休選擇更具代表性。他從陜甘總督任上告老時，堅決不回北京，而是直接回福建老家。他曾對友人說，京城是非之地，遠離乃萬全之策。果不其然，他退休后不久，朝廷就因鴉片戰爭問責問題掀起風波，而遠在福建的他得以避開漩渦。

這些清醒的認識，讓葉落歸根從文化情懷升華為一種政治智慧，用地理距離換取安全空間。

告老還鄉的傳統，隨著清朝滅亡而終結?，F代交通和通訊的發達，讓故鄉的概念變得模糊。但當我們看到今天不少城市老人退休后選擇候鳥式生活，或回農村養老時，似乎窺見那種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對歸屬感的追尋，對生活成本的權衡，對平靜晚年的向往。

古代官員用一生走過的路，最終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從廟堂之高，歸于江湖之遠，從為國盡忠，轉為為族盡孝。這條回鄉路，是中國古代社會保持超穩定結構的重要紐帶，將中央的精英人才最終反哺地方，實現了人才與資源的循環流動。

這或許就是告老還鄉制度最深的智慧，讓每個人最終都要面對從哪里來，回哪里去的終極命題，在個體的歸宿中，實現了家與國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