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救周恩來身中數槍，犧牲時還未娶親，今老家僅剩一位侄兒在世

1973年8月，陜北的驕陽炙烤著黃土地，周恩來陪同外賓驅車駛向勞山舊址。車輪卷起塵土，周恩來忽然側身問延安地委書記：“勞山犧牲的同志墳塋可曾找到？”書記支吾搖頭。空氣霎時沉默，老總理抬手按了按胸口，神情與往日的從容截然不同。

話音未落，他的記憶已被拉回三十六年前。1937年4月，國共兩黨正在就抗戰合作進行最后談判，延安城內氣氛緊張卻充滿希望。4日清晨，一輛舊式美制卡車載著周恩來、張云逸及數名隨員駛向勞山，打算在那里勘察地形順便慰問群眾。誰都不曾料到，一場突如其來的血雨腥風正在前方埋伏。

中午前后，土匪頭子李清伍帶著幾十號人封鎖山口，機槍重彈交錯而來。卡車左前輪瞬間報廢，司機當場斃命。周恩來一躍而下，指著東坡喝令警衛分散還擊。混亂間，一名身形瘦削的戰士沒有跟隨撤出車廂——他就是陳友才，當年剛滿二十四歲。

陳友才看到敵人把望遠鏡對準那件顯眼的白襯衣，心中已有決斷。只見他迅速脫下周恩來的外衣和禮帽披在自己身上，鮮明的衣料在灰黃山坡上猶如靶心。警衛員驚呼：“友才，快下來！”陳友才擺手低聲回應：“拖住他們，你們護首長！”短短一句，成了他留在人世的最后聲音。

敵人果然受騙，所有火力瞬間集中到卡車附近。密集槍聲中，陳友才胸口連中四彈，仍死死握著駁殼槍阻攔追兵。等周恩來和其他同志突圍成功后，歹匪上前查看，他早已氣絕，卻仍被補刺數刀。傍晚槍聲停歇，侯正果急率騎兵趕到，只見卡車殘破，油箱流出的汽油混著血水，地面一片猩紅。

侯正果蹲在陳友才身邊，淚水模糊視線。他輕輕為烈士合上雙眼，低聲呢喃：“兄弟，任務完成了。”周恩來的安全換來一個年輕生命的凋零。隨后幾日，中央軍委徹查此事，命警衛團圍殲李清伍股匪，執行槍決時，延安城上空陰沉無風，人群中無人喝彩，只剩沉重的嘆息。

若只看戰報，這似乎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遭遇戰，可陳友才的來歷卻并不簡單。1913年冬天，他出生在湖南郴縣秀良區一個貧苦農家。父親陳澤初主持農民自衛軍，與地主團練多次對峙；叔父陳秉武則在葉挺麾下轉戰贛南。家庭氛圍讓陳友才從小對“吃大戶、幫窮人”有樸素的好感，也埋下革命的種子。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白色恐怖席卷湘南，父親先被槍殺，叔父在漢口渡江戰中陣亡。短短半年，兩口棺材壓得家門口的老槐樹都仿佛低下了頭。十幾歲的陳友才咬緊牙關，偷偷穿過宵禁的郴州城，跑去找紅軍湘南獨立師報名，擔任兒童團團長。次年，他跟隨朱德、毛澤東上井岡，山路崎嶇，鼻青臉腫，卻不肯掉隊。

井岡山時期，他常冒險潛入敵占區偵察，膽大心細，被評為保衛工作組組長。1931年秋，紅一方面軍總指揮部成立，朱德把他調到毛澤東身邊擔任貼身警衛。不久，陳毅簽字批準他的入黨申請，紙張薄如蟬翼，卻承載著他全部的信念。長征途中，他背著已經患瘧疾的干部過草地，鞋底磨穿也沒撂挑子。到達陜北后，組織決定讓他轉到周恩來警衛班，理由只有一句——“可靠”。

可靠二字，于他而言是軍令狀。可惜，陜北的烽火還未熄滅，年輕生命便定格在勞山。因當時戰事頻仍，又缺乏防護，烈士們草草掩埋。十年、二十年，風沙一次次掩沒舊墳，只有熟悉內幕的老同志偶爾提起“友才”，聊到動情處，總要落淚。

直到1985年，陜西甘泉縣政府在勞山北麓立碑，石面刻下二十八名犧牲者姓名，陳友才居首。碑文寥寥，卻記錄了一個青年用身體為首長擋子彈的十秒鐘，也記錄了一個家族三代接續斗爭的二十年。

時間再回到七十年代那個午后，周恩來叮囑地委同志：“把名字都查清，別漏掉一個。”說罷輕輕合攏筆記本。外賓并不理解這份執念，只覺得眼前這位中國總理突然沉默。無人知道，他的上衣內袋一直放著一張泛黃照片——照片上，兩名青年靠在窄窄山徑邊，一個是侯正果，另一個正是陳友才，笑容明亮得像高原上的朝陽。

陳友才家中近親多已凋零，如今只剩下侄兒陳容建。老人住在郴州蘇仙區一棟青瓦舊屋里，屋后竹林在風中嘩嘩作響。每逢清明，他會拄著竹杖走完二十多里山路，把自家釀的米酒灑在祖墳前，低聲念一句：“叔叔，勞山那邊，我代您看過了。”

戰爭結束已久，硝煙早被歲月吹散。勞山的土路依舊坑洼，偶有游客駐足，輕聲讀著碑上名字，讀到“陳友才”三字時，會停頓一秒。沒人能在短短一秒里想象那年的山風有多冷，子彈有多狠，可名字在，故事就在，延安城的燈火因此更顯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