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失去雙腿的男子送外賣，怎么又被做成了正能量新聞了？

一段外賣員用滑板代步送餐的視頻在網絡上刷屏。39歲的高龍友，12歲時因意外失去雙腿，如今在貴州遵義的街頭，他雙手撐地、一步一階地上樓送餐。他說：“沒有雙腿又怎樣？別人能做的，我也能做。”無數網友為此動容點贊，媒體也迅速將其塑造為又一則“身殘志堅”的勵志典型。說他身體雖有殘缺，生命從不設限。這份“想干就放手去干”的堅韌，讓無數網友動容點贊。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都是生活的英雄！

然而，當感動的潮水退去，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故事，為何總在重復成為“正能量新聞”？其背后，又隱藏著怎樣更復雜的現實圖景？

高龍友的故事之所以動人，首先源于人性深處對頑強生命力的本能敬意，在逆境中選擇不放棄，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維持生計、追求尊嚴，這種個人品質值得最高程度的尊重，他用行動詮釋了“生命從不設限”，其精神力量確實能激勵許多面臨困境的人。

然而，當媒體將聚光燈完全聚焦于個人的“堅強”，并將此包裝成溫暖人心的正能量故事時，一個危險的敘事陷阱便可能出現，即過度美化苦難。故事被簡化為一則“只要努力就能戰勝一切”的現代童話，而故事背后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困境，社會保障網絡是否健全、殘疾人就業支持體系是否有效、平臺經濟的勞動保障是否到位，則被正能量光環所掩蓋。

一句“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都是生活的英雄！”固然充滿善意，卻也可能無形中消解了社會整體應盡的責任，當殘疾人為維持基本生存而付出的超常努力被頌揚為“英雄主義”時，我們是否也該反思，是什么讓“英雄”不得不以如此艱辛的方式生活？“正能量”的敘事，不應成為轉移對系統性缺陷進行審視的障眼法。

為何這樣的故事總能成為新聞？這背后是復雜的媒體傳播邏輯，即個體的極端經歷因其戲劇性和情感沖擊力，容易引發廣泛共鳴與傳播，一個失去雙腿的人靠雙手“奔跑”送餐，其視覺和故事層面的張力，天然符合新聞的“顯著性”和“奇特”要素。

但問題在于媒體的敘事框架，許多報道傾向于采取單一的“勵志”框架，重在激發讀者的敬佩與感動，完成一次情感的宣泄與道德的滿足，卻普遍缺乏深入的追問，他的工作環境安全嗎？收入足以保障有尊嚴的生活嗎？他是否獲得了應有的殘疾人福利和政策支持？平臺對他的特殊狀況有無適應性調整？

這種“苦情正能量”模式，實則是將個體的苦難轉化為可供消費的情感資源，觀眾在短暫的感動與點贊后，生活照舊，而故事主人公面臨的真實困境，并未因這次曝光得到根本性關注或改變。甚至，這種敘事可能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將殘疾人等群體置于必須“格外堅強”“感恩奮進”的道德期待中，仿佛不表現出超人般的樂觀與拼搏，就不足以“配得上”同情與幫助。

贊揚高龍友的個人奮斗精神，與審視和改善催生這種奮斗方式的環境，兩者并不矛盾，且后者更為重要，一個文明的社會，其溫度不僅體現在對個體苦難的感動上，更體現在能否通過制度化的保障，減少個體不得不以苦難姿態示人的必要。

首先，需要追問的是社會保障與福利體系，殘疾人保障法實施多年，但在就業支持、無障礙環境建設、生活補貼等方面，落實到像高龍友這樣的個體身上，是否足夠托底？當一個人必須依賴最消耗體力的方式謀生時，我們的社會支持網絡是否存在漏洞？

其次，是新經濟形態下的勞動權益問題，平臺經濟為殘疾人就業提供了新的靈活性，但其算法管理、收入結構、保險保障是否考慮到了特殊勞動者的需求？高龍友一步一撐上樓的背影，平臺系統看到的或許只是一個按時送達的訂單，但社會應該看到這背后的風險與代價，并推動平臺企業履行更積極的社會責任。

最后，是公眾認知與媒體責任的升華，我們當然需要正能量，但真正的正能量，不應止于對苦難中個體的禮贊，而應驅動我們去思考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公平、更包容、更有支持力。媒體的報道，在傳遞感動之余，更應肩負起調查與監督的職能，追問故事背后的制度成因，推動公眾討論向建設性的解決方案邁進。

高龍友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奮斗者，他的故事值得被看見，但他的價值，不應僅僅被簡化為一個供人汲取勵志能量的符號。他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應當享有平等權利、完善保障和尊嚴生活的公民。

下一次，當我們再被類似的故事打動時，或許可以在點贊之余，多問一句，除了感動，我們還能做些什么？我們的社會機制，如何才能讓每一位殘疾人都能擁有更多元、更輕松、更安全的選擇，而不必總是依靠“超人”般的毅力去生存？

唯有當這樣的追問成為社會共識，當制度保障的完善取代對個體苦難的浪漫化消費，“正能量”才能真正釋放出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力量。那時，我們贊揚的將不再只是“雖殘猶堅”的個體奇跡，而是一個能夠讓所有人，包括身體不便者，都能從容生活、免于匱乏的文明社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