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100種方法讓孩子難受”：教師“戒尺”豈能異化為“權杖”

文丨崔桂忠

近日，山東淄博沂源縣實驗中學的一段錄音引發輿論巨震。一位班主任在與家長爭執時，竟聲稱“我有100種方法不揍孩子，讓他難受”，并警告“和我對立，吃虧的只有你孩子”。這赤裸裸的權力威脅，撕下了教育溫情的面紗，暴露出一種令人心驚的支配邏輯。

當教育者將“使學生難受”視為管理籌碼，將“狗尾巴草永遠變不成花”的貶損當作日常評價，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個別教師的失德狂言，還是畸形教育生態結出的一枚惡果？

這般場景，并非孤例。2025年7月，福建泉州聚龍外國語學校一名班主任指使學生輪流毆打同學，被依法懲處；2022年5月，有教師在班級群中羞辱家長“陪你聊是你的榮幸”，最終被解除合同。這些事件如一面面棱鏡，折射出同一種病灶——教育的權力一旦失去約束，便會異化為霸凌的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不少類似事件的處理中，學校通報常被指“避重就輕”，輿論批評其“將學校利益置于學生權益之上”。這背后的系統性失守，遠比個別案例更值得深究。

教育的權威，本應源自知識與人格的照亮，而非職位的壓制。那位班主任的囂張言論，恰恰暴露了教育懲戒權在缺乏邊界時如何淪為“私刑”。從因學生課間未及時回教室便擅自留校懲罰，到溝通不暢時威脅家長“讓你全國出名”，再到揚言煽動其他教師共同孤立學生——這一系列操作早已背離教育初衷，淪為一場以學生為“人質”、以講臺為“權杖”的權力表演。

更荒誕的是，她將粗鄙辱罵辯解為“形容而非辱罵”，將肆意懲罰美化為“教師權利”。這種對職業倫理的無知與漠視，正是師德根基腐蝕的顯癥。當教育者不再思考“如何點亮”，而是鉆研“如何折磨”，教育便從一場渡人成長的修行，墮落為一場令人窒息的支配游戲。

這樣的失范，絕非只存在于極端個案。如果說“100種讓孩子難受”是赤裸的權力暴力，那么“課內不教課外教”“有償補課產業鏈”“笑納禮品禮金”等現象，便是隱形的師德潰堤。二者形式各異，卻同根同源：都是將公共教育之公器，扭曲為個人謀利或樹威的私權。

當部分教師的心思從“如何育人”滑向“如何制人”，從“教學相長”轉向“利益換算”，教育的圣殿便爬滿了功利算計的藤蔓。這不僅是師者的墮落，更是對教育本質的系統性背叛——它傷害的不僅是某個孩子，更是社會對教育最基本的信任。

究其根源，師德潰敗往往與評價體系的扭曲、監管機制的形同虛設緊密糾纏。涉事學校頭頂“省級規范化學校”等光環，卻滋生出如此惡劣的言行，這本身便是莫大諷刺。

它揭示了一個現實：在許多評價體系中，升學率、競賽成績等顯性指標被無限放大，而師德修養這類“軟性”標準卻常被虛置。當“不出亂子”等于“管理得當”，當師德考核淪為填表走過場，必然催生“權力即真理”的錯覺。正如該班主任那句“你告不了我”，背后正是對規則無效、監管缺位的病態篤信。

教育本應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的溫柔喚醒，而非一場充斥著控制與威懾的權力游戲。真正的師者，心里裝著的應是“一百種方法助力成長”，而非“一百種手段施加難受”；所追求的應是“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深遠影響，而非“順我者昌，逆我者傷”的野蠻支配。

事件發生后，當地教體局的迅速問責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的系統反思與刮骨療毒。一方面，須以最清晰的條文界定教育懲戒的邊界，將“禁止精神凌虐”“禁止集體孤立”等列為不可觸碰的紅線，讓每把“戒尺”都在陽光下行使；

另一方面，必須重構教育評價的坐標系，將師德置于核心地位，建立嚴密、常態、有威懾力的監督與淘汰機制，讓失德者無所遁形。

此外，還應健全家長與社會參與的監督渠道，打破校園權力的封閉性，讓教育過程經得起陽光的審視。

“師者，人之模范也。”教師的一言一行，都在為未來社會塑形。當教育者心中充斥戾氣與算計，我們又怎能期待孩子心懷善良與光明？這起事件是一記沉重的警鐘：師德是教育最后的體面，一旦潰堤，所有金字招牌都將瞬間銹蝕；權力是教育必要的工具，一旦濫用，所有職業榮光都將頃刻蒙塵。

教育的真正美好，在于它相信每一顆種子都蘊藏獨屬于自己的春天——哪怕它是狗尾巴草，也有搖曳風中的尊嚴與價值。守護這份美好，必須徹底拋棄“讓孩子難受”的冷血思維，重回以尊重、理解與成全為基石的現代教育倫理。

因為，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永遠不需要以孩子的“難受”作為代價。教育的光芒，應當照亮成長的路，而非投射控制的陰影。

☆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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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