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9日,北京西郊釣魚臺迎來一位不速之客——香港總督麥理浩。大廳里彌漫著茶葉的熱氣,鄧小平擲地有聲地告訴對方:“主權問題沒有回旋余地。”這番話擲進英方耳中,也飄進了站在外交部走廊另一頭的耿飚心里。那一刻,他并不知道,幾年后自己會因一句模棱兩可的答復被“小平同志很生氣”點名。
麥理浩訪華之后,中英圍繞香港歸屬展開你來我往的試探。1981年,外交部奉命成立專班研究香港出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耿飚被請進專班參與前瞻性討論。按理說,他早在瑞典、芬蘭、丹麥三國間的奔走中磨煉過“慎言術”,可這一次,北京對香港的每一個表述都像精密的鐘表零件,一點疏忽就會令全盤布局走形。
耿飚的外交履歷長達三十余年,卻是“半路出家”。1950年冬天,他還在十九兵團批閱作戰總結,就被周恩來叫到面前:“駐聯合國軍事代表,你去干。”一句話改變軌跡,他脫下掛滿風沙的軍裝,穿上挺括西裝。經過短暫培訓,他從瑞典到丹麥,再到芬蘭,硬是把“野戰口音”練成一口頗有節奏的普通話。不得不說,這段經歷讓他擅長在陌生環境中迅速找到著力點,也讓他養成了對媒體“點到為止”的習慣。
時間跳到1984年5月,全國“兩會”正在北京舉行。香港媒體記者成群結隊涌入人民大會堂走廊,想撈到點風向。有意思的是,北京方面公開資料不多,記者們只好守株待兔,見到部長、委員長就堵。那天中午,耿飚剛與外賓約好去萬壽賓館用餐,一位年輕女記者突然湊上來:“耿委員長,如果1997年香港回歸,北京是否一定要在港駐軍?”她語速很快,錄音筆幾乎貼到耿飚領帶上。
耿飚腳步不停,邊走邊答:“這事還在研究,不一定吧。”話音不高,卻被放大。第二天,香港幾家大報頭版出現醒目標題:“耿飚暗示:回歸后或無解放軍駐港”。投資人神經緊繃,英方代表團在談判桌上頓時底氣十足。
5月25日13時許,耿飚剛踏進萬壽賓館大門,人民大會堂那邊急電催回。汽車穿過長安街,他心里有股不祥的預感。會議室門一推開,彭真低頭翻文件,抬眼只說一句:“你闖禍了,小平同志很生氣。”短短十字,氣氛驟冷。
追溯原因,駐軍問題既是象征也是底線。早在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首次交鋒時,他就強調“駐軍是主權的標志”,任何含糊都會被英方解讀為讓步。耿飚的一句“不一定”,正好觸動對方最敏感的神經,也給了外界炒作空間。
當晚,中央辦公廳迅速向港澳媒體發通稿,明確指出“個別報道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鄧小平更在第二天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時重申:“香港回歸后,中國軍隊必須駐港。”一句“必須”如同重槌,擊碎種種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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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耿飚當真不懂分寸嗎?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對香港事務雖跟得緊,卻未參與核心談判文件起草,對一些已定原則缺乏最新口徑。加之“兩會”期間訪客絡繹,口頭答復極易被剪輯、拼接。遺憾的是,國際博弈講究分毫不差,容不得半點隨性。
耿飚隨即遞交書面檢查,沒有找借口,只寫:“表態不嚴謹,影響大局,深感內疚。愿從頭補課。”文件擺到政治局辦公桌,鄧小平批示:“事情已過,注意教訓。”一錘定音,風波止于北京,但也給所有涉港官員敲響警鐘——輿論場同樣是談判戰場。
緊接著,中英談判進入沖刺。1984年7月,雙方就《聯合聲明》主要條款達成一致;9月26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草簽文件。值得一提的是,草簽儀式并非公開直播,鄧小平卻特地邀請耿飚旁聽。有人猜測,這是領袖對老戰友的信任,也是一次“以錯促學”的方式。
文件簽字那一刻,耿飚站在側門,目光始終盯著桌上的筆。兩年前鄧小平在釣魚臺說過,“主權問題沒有回旋余地”。如今,這支筆劃下一道毫不回旋的曲線。
1985年5月,中英互換批準書,《聯合聲明》正式生效;1997年7月1日零時,五星紅旗在維多利亞港畔冉冉升起。港人關注的駐軍問題,最終以《駐軍法》得到法律確認。外界至此才明白,當年那場“小風波”差點讓一項核心條款陷入口舌泥潭。
歷史細節往往隱藏警示意義。第一,談判桌上的分寸感不只體現在正式文件,也體現在每一段公共表述;第二,軍事與外交并非涇渭分明,越是交匯處越要謹慎;第三,信息傳播速度遠超想象,一句順口的話足以改變資本流向和社會情緒。
耿飚晚年回顧一生,多次提到1950年周恩來告誡他的那句話:“外交工作代表國家。”從北歐使館到香港問題,他幾乎把這句話當作潛意識。但關鍵時刻的一次“順口”,仍舊提醒后來者:經驗與謹慎缺一不可。
1999年,耿飚在北京病榻前對后輩叮囑:“同外國記者說話,先想一想背后是不是還有無數雙眼睛。”言辭平淡,卻比公式化教條更具震懾力。
香港回歸已過去二十多年,關于那張1984年香港報紙的影印件,仍被存放在中央檔案館。它記錄了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口誤,映射出談判藝術刀尖起舞的真實景況。鄧小平震怒、彭真急召、耿飚檢討,這些情節當年僅在內部文件出現,如今翻讀,仍能體會到政策與話語之間千絲萬縷的張力。
若追問這場插曲給決策層帶來怎樣的啟示,大概是:國家戰略的制定與表達必須渾然一體。任何落差,都可能被對手視作敞開的縫隙。主權議題尤其如此——一點模糊,可能演化為無邊爭議;一句含糊,也可能沖淡多年布局。
事件過去后,耿飚常被問及:“那天如果不說‘不一定’,會怎樣?”他笑而不答,僅抬手比了一個拉拉鏈的動作。懂的人會心,不懂的人莞爾。在高度緊繃的國際對話中,最有分量的話,往往是不說的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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