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實行“工資制”，李濟深原本定在500元，毛主席：提到1000元

1955年2月的一天，中央財經小組正在西苑小禮堂核對干部薪金草案，厚厚一摞表格攤在桌上，無數阿拉伯數字讓人眼花。忽然，有人發現李濟深的工資欄標著500元，“這位副主席家里負擔重，500恐怕不夠。”討論聲此起彼伏。毛主席翻到那一頁，沉思片刻，說了句簡短的話：“提到一千。”一旁做記錄的同志愣了幾秒，趕緊在表格上改數字，這才有了后來“政府里拿最高工資的副主席”。

理解這句“提到一千”，得先回到抗美援朝尚未結束、百業待興的1954年。當時國家干部仍沿用戰爭年代的“供給制”，衣食住行依靠實物配給，錢不多，用處也有限。李濟深提交的建議書以簡單、樸素卻有力的文字指出：和平建設時期，市場流通恢復，供給制既難核算，也掩蓋差別，干部與群眾的生活脫節不小。他提出“分級定薪、公開報表、以工資替代實物”的方案，為此列舉了三大好處——有利于財經預算、有利于調動積極性、有利于精簡行政費用。

建議書遞交后，毛主席、周總理與幾位民主人士反復商量。令人意外的是，最擔心財力不足的不是財政部而是李濟深本人。他在信里寫得明明白白：國家拮據，干部薪金“貴在適度，不可貪多”。話雖如此，他卻成了唯一被點名加薪的人。這背后并非特殊照顧，而是出于兩層考量——李家人口多，且常年資助舊部；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位走過跌宕半生的民主人士沒有后顧之憂，全身心投入新政務。

李濟深何許人？1885年生于廣西蒼梧，一個典型的半耕半讀家庭。祖父李炳光是秀才，父親李均尚是廩生，書香里帶著泥土氣。少年時代，他寫下“馬叟知天命，謂吾貴可求”自勵，轉眼便在梧州中西學堂接觸新知，又闖進武備學堂，投身報國之路。1911年的漕河鐵路被炸，清軍頓失援兵，那是他與同學夜色中以炸藥“咔”的一聲點燃的火。

民國肇建，他追隨孫中山，掌“鐵軍”之師；孫中山去世后，因不肯向蔣介石俯首而幾度遭囚禁。1933年的福建事變失敗后，他漂泊香港，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繼續反蔣抗日。國共合作時期，他向共產黨遞來援手，策反舊部，保存實力。1949年9月，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被推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時，他已64歲，白發摻著炮火硝煙。

新中國成立后，他的辦公桌上常有兩個賬本：一個是政府文件，另一個是私人“濟困簿”。冊頁里記錄著數十位舊時部屬、起義人員乃至他們遺孀的姓名與金額，最長的救濟持續了九年。面對一次次求助，他常拍拍對方肩膀：“別急，先吃口飯。”樸實卻溫暖。在工資制出臺前，他甚至賣掉南京房產，用于接濟。

也有人疑惑，500元在當年已屬高薪，為何主席一定堅持“一千”？事情不只關乎生活，更是政治信任的體現。對一位長期為民主統一奔走、又與舊軍政關系復雜的人來說，充裕的待遇等同一紙“安心書”，表明新政權不僅講情懷，也講情理。其意義，與其說在錢數，不如說在那份尊重。

實行工資制后，中央一級共劃分二十四檔，最高檔1200元，最低檔54元。李濟深位列1000元檔，毛主席自己是404元，周總理408元。有人打趣：“主席比自己還少發600，可真摳門。”不過，李濟深領到工資的第一月，就拿出大半寄往南方，五十多封匯款單塞滿抽屜。

1959年10月，國慶游行的彩旗仍飄在長安街，他卻因病臥床。臨終前，他讓秘書取來紙筆，寫下十四字：“十年國慶萬年紅，衡麓光輝永照中。”寫罷，筆落，掌心依舊溫熱。那一年，他74歲。

從炸橋的青年到白發的副主席，李濟深身上的“薪金故事”只是漫長革命史的一個剪影，卻折射出新中國制度建設的艱辛與務實——從供給制到工資制，不到十年，卻跨越了由戰時到和平的巨大門檻。毛主席一句“提到一千”，既是對個人使命的肯定，也是對昔日烽火歲月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