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5日清晨,江西豫章監獄的大門緩緩打開。一個身形單薄的青年拎著被褥走了出來,刺骨的冷風讓他打了個寒顫,卻擋不住他眼里閃出的光。七年零四個月的羈押,在紙面上仍舊寫著“十年”,可減刑為他贏回了時間。這個青年,就是當年在北京科技大學校園搶銀行、隨后被警方當場抓獲的黎力。
車站到家門的一路不算遠,鄉親們并沒有指指點點,反而遞來熱水和瓜子。有人小聲嘀咕:“那個孩子回來了。”也有人拍著他的肩膀:“知道錯就好,好日子在后頭。”這樣樸素的慰藉,比任何豪言壯語都來得直白。黎力低頭應聲,他更知道,留給父母的歉疚尚未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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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午后,他出現在縣城中學的校園門口。校長正帶著幾位老師檢查新裝的投影儀,一抬頭見到他,愣住半秒。黎力深鞠一躬:“校長,請讓我明年參加高考。”短短一句,卻像丟進湖面的石子,激起了所有人的漣漪。校長沉吟片刻,把他帶進辦公室,“只有一個條件,必須按在校生標準管理。”黎力連聲說“好”,眼角微微泛紅。
時間往回撥到2003年9月。那年16歲的黎力帶著554分的成績和村里的厚望,第一次踏進北京科技大學。迎新帳篷下,他和父親穿著打了補丁的粗布衣服,身邊行李箱轱轆聲此起彼伏。交學費時父親抖出一堆一元兩元的舊鈔,引來旁人好奇的目光。從那一刻起,自卑像藤蔓一樣纏住他。
大學前兩年,他幾乎把所有時間交給了圖書館;第三年,電腦游戲成了他逃避人際尷尬的港灣。為了網費,他接家教、發傳單、在餐廳洗碗。可口吃、貧窮、乙肝三座大山越壘越高,最終壓垮了他的神經。2009年7月12日,情緒崩潰的他闖進校內銀行網點,用一把水果刀和一句“我身上有炸彈”換來十萬元現金,也換來十年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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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宣讀那天,他對律師說:“錢給父母后,我本想自盡。”律師搖頭回了三個字:“活下去。”就是這三個字,讓他在獄中選擇了勞動改造、心理輔導和自學。豫章監獄圖書室的角落,常能看到他抱著英語詞典默背;農場勞動間隙,他還拿粉筆在墻上寫微積分公式。管教干警說,這人像上緊弦的鐘,吱呀吱呀卻沒停過。
減刑兩次,他提前獲得自由。回家第一件事是補辦身份證,第二件事就是求學。縣教育局開了個簡短會議,討論是否允許服刑人員以社會考生身份報考。最終在校長和多方簽字擔保下,黎力得到準考證。那年冬天,他住進校園南側的廢棄教師宿舍,床板上擺滿《五年高考三年模擬》。教室里,他常坐在角落獨自刷題;課間題海戰術讓他腰酸背痛,卻無人再勸他“早點休息”。
2017年6月8日,最后一門理綜結束鈴聲響起,他把鋼筆放桌上,輕輕呼了口氣。七月查分夜,598分的數字跳出,他先愣了三秒,然后握拳捶了下桌子。填報志愿時,他沒有選原本熟悉的自動化,而是敲下“西安交通大學 外國語學院”。理由很直接:獄中自學的科目得有個出口,他想靠英語糊口,也想證明自己口吃可以被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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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身背行囊的黎力踏進古城西安。這一次,宿舍同學知道他的過去,卻沒誰刻意疏遠。軍訓時,他主動報名做口令旗手;課堂上,他能連貫地做英語演講。口吃依舊偶爾冒頭,不過笑一笑也就過去。老師評價:“基礎扎實,思路清晰。”同學給他起了個綽號——“重啟哥”。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終沒忘家鄉債務。大二那年,他在網絡接口譯兼職,把稿酬匯給父母。父親在電話里憨笑:“家里日子好多了,你安心讀書。”這一聲“安心”,讓黎力徹底放下背負多年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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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盛夏,他從西安交通大學順利畢業,獲得英語專業學士學位。求職季,他拿到兩家外企的錄用通知,也收到母校的返鄉任教邀請。思考良久,他選擇了后者。他對朋友說:“想在講臺上告訴孩子們,路有岔口,也有回頭的可能。”
那年九月,黎力站在熟悉的黑板前,用一口流暢的英語自我介紹。臺下學生聽得目瞪口呆,誰能想到,這個意氣風發的青年曾在另一個世界消磨過青春。下課鈴響,有學生追上來問:“老師,夢想失敗了怎么辦?”他停住腳步,語速不快:“先面對,再修補,時間不會辜負死磕的人。”
搶銀行的案底不會抹去,十年刑期也不會重寫,但他用后半程的人生回答了“錯了能否再來一次”。事實證明:答案,不必由別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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