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女子家門口被殺案宣判：兇手判死緩，母親含淚申請抗訴

555天，一位母親從黑發熬到白發，只為等一個公道。

12月20日，成都中院對“27歲海歸女子王某雅家中遇害案”一審宣判：兇手梁某瀅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可這個結果，讓王女士無法接受。她當場表示：將申請抗訴，堅持要求死刑立即執行。

這起案件之所以刺痛人心，不僅因為受害者是剛回國、前途光明的年輕女孩，更因為行兇過程之殘忍、動機之荒誕。

只因梁某瀅在王某雅家門口吐痰被發現，便持刀連捅10刀，致其左肺破裂、當場死亡。而這一切，就發生在自家門廳，保安就在旁邊，卻無力阻止。

更令人不安的是，梁某瀅并非初犯。

鄰居多次報警稱，她長期無故敲門、吵鬧、摔東西，小區早已視其為“危險源”。可直到悲劇發生，她的家人和社區仍未有效約束。

案發后，司法鑒定確認她患有精神分裂癥，作案時屬“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法院據此從輕處罰，判死緩。

但公眾的憤怒正在于此：精神病，不該成為暴力殺人的“免死金牌”。

法律確實規定，限制責任能力人可從輕或減輕處罰，但這不等于“必須從輕”。

《刑法》第十八條明確：“對于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注意，是“可以”，不是“必須”。

而本案情節極其惡劣：預謀帶刀、主動滋擾、當眾行兇、致人死亡，且毫無悔意。社會影響之壞，已遠超一般命案。若僅因一紙“部分責任能力”鑒定就免于極刑，是否變相鼓勵某些人以“精神病”為擋箭牌，肆意傷害他人？

有網友質問：“為什么精神病人能殺我們，我們不能防衛致死？”這背后，其實是對司法尺度與公共安全的深層焦慮。

更讓人心寒的是，王某雅生前剛從日本學成歸來，母女相依為命，母親靠打零工供她讀書。如今女兒慘死，兇手卻可能在兩年后轉為無期，甚至未來減刑出獄。

而那位曾被女兒用陶瓷擺件擊傷頭部的梁某瀅，經鑒定只是“輕傷二級”，生命的價值，在這一刻顯得如此不對等。

庭審當天，王女士別著小雛菊走進法院。

那是女兒最愛的花，淡雅、純潔。路上，一位陌生媽媽帶著孩子送上一束雛菊，她當場落淚，緊緊抱住那個小女孩。

這一幕，讓人既溫暖又心碎：一個母親失去的，是全世界；而社會能給的，或許只是一句“節哀”。

我們尊重法律對精神障礙者的審慎，但也必須正視一個現實：當“精神病”被濫用，當暴力成本過低，無辜者的生命，誰來真正守護？

此案不應止于“依法判決”，更應推動對高風險精神障礙患者的社區監管機制完善。不能總等血案發生后，才想起“早該管了”。

王女士說，她不怕打官司，只怕女兒白白死去。如果正義需要母親用白發去換，那這個正義，還夠不夠“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