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臨終坦言敬佩與畏懼之人

1975年4月5日深夜，臺北士林官邸的窗簾被風吹得輕輕晃動，氧氣瓶持續發出“嘶嘶”聲。醫生剛量完血壓，蔣經國俯在病床前，低聲問：“父親，還有什么要交代？”病榻上的蔣介石把視線移向窗外，遲疑片刻，吐出一句：“敬佩一人，畏懼兩人。”這句話后來被記錄在蔣經國的私人筆記中，也為蔣氏家族留下了頗具戲劇性的注腳。

追溯到半個世紀前，蔣介石第一次真切感到“畏懼”，是在1931年11月30日。當天清晨，南京東郊湯山槍聲乍起，被押解的鄧演達倒在血泊里，終年三十六歲。執行槍決的軍統特務并不知道，這名“左派將領”在黃埔軍校時與蔣介石朝夕相處；蔣本人更清楚，留著鄧演達，自己的統治就多一分不確定。于是，臨時電話、深夜調車、密令行刑，一切倉促卻必然。

鄧演達1895年生于廣東惠陽，人稱“黃埔四兇”之一，真要細算，他并不兇，只是脾氣直。1916年從陸軍速成學堂結業后，跟隨孫中山南征北討，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參謀長、北伐先遣隊司令。戰場上，他用“敢打硬仗”搏得威望；講臺上，他能把日俄戰爭和普法戰爭的戰例拆解得一清二楚。黃埔軍校那些懷抱理想的青年幾乎都聽過他講課——這正是蔣介石不愿公開承認卻又難以否定的事實：鄧演達比很多黃埔出身的將領懂兵，且心懷更大的政治抱負。

北伐勝利在望之際，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內部驚現暗流。蔣介石借中山艦事件強硬奪權，左派卻不買賬。鄧演達曾公開質問：“革命軍可否為個人野心驅使？”這句話傳到蔣耳中，他怒形于色，卻又心知肚明——要是無法說服，就只能去除。捕人、勸降、再到處決，僅三月有余。外界多感嘆蔣介石心狠手辣，其實他心里清楚：鄧演達若獲釋，第三黨的旗幟便會在華南、華中重新招展，到那時誰還能束得住這匹脫韁野馬？

第二個“畏懼”對象，蔣介石并未遮掩，就是毛澤東。1927年至1949年，雙方交鋒二十余年，從井岡山到淮海戰役，大小會戰數不清。1935年遵義會議后，紅軍擺脫生死危局；淞滬會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創造敵后戰場；抗戰勝利后更有三大戰役一錘定音。蔣介石在臺灣回顧這段往事，常自嘲“屢戰屢敗”，一次在參謀會上甚至苦笑：“毛潤之用兵不按常理，偏偏就能抓住破綻，這才叫可怕。”戰術上的敏銳、戰略上的魄力，再加上群眾基礎，三管齊下，讓蔣介石由競爭轉為膽怯。畏懼，來得自然。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說“最敬佩”的那位，卻與他既合作又對立。1924年，黃埔軍校剛建校，校長蔣介石急需政治教官。彼時周恩來從法國歸國，對軍事教育興趣濃厚。蔣親自遞出邀請函，希望借周的聲望穩定左派情緒。周恩來走進課堂，用生動的歐洲實例相結合，講民主、講軍事、講社會，學生一下被吸引。蔣在旁聽后感慨：“此人兼具理論與實踐，實屬難得。”

西安事變爆發前，蔣介石沒想到自己會被張學良、楊虎城聯手“請去談話”。1936年12月12日，騾馬市官邸變成臨時囚所，蔣介石處境堪憂。恰在關鍵節點，周恩來從隴海線乘夜車趕到西安。談判桌上，他用一句“民族大義須放首位”打開僵局；密室里，他對張學良低聲提醒：“對內停止內戰，對外一致抗日，方能挽救中國。”最終，蔣被安全護送返南京。蔣經國多年后回憶：“那一夜，父親沉默許久，然后說：‘周公真乃古之管仲。’”周恩來的冷靜、周旋和大局觀，給蔣留下深刻烙印，“敬佩”二字絕非客套。

再說到1949年冬天，蔣介石率殘部撤離大陸。在上海碼頭，他回頭望著灘涂上林立的倉庫，嘴里念叨：“這一走，誰知歸期。”其實蔣最怕的不是東風導彈，也不是美援中斷，而是大陸出現截然不同的政治版圖——而這正由他所畏懼的毛澤東與已被處決的鄧演達等人曾經描繪過。畏懼源于對未來失控的恐懼，敬佩則是對人格與能力的認可，兩種情感交織，使蔣介石晚年常陷回憶。

1975年4月，病情惡化的蔣介石數次昏迷。有人將國民黨黨徽放在他枕邊，他忽而睜眼，低聲呢喃：“鄧演達、毛潤之……不能輕視。周恩來，可敬可佩。”稍許清醒，他又告誡蔣經國：“治軍如治國，須明白人心向背。”這并非忽然的悟道，而是漫長政治生涯壓縮后的結論。

鄧演達的遺體被秘密掩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得以遷葬；毛澤東在1949年步入中南海，開啟新的篇章；周恩來則在1976年1月9日走完一生。三人已然長眠，惟有那句“敬佩一人，畏懼兩人”像釘子般釘在歷史木板上，提醒后人：政治強人也有內心脆弱之處，刀光劍影背后，仍難擺脫敬畏與欽佩的情感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