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承德、廣美，到南博：文物為何總在“自己人”手里失蹤？

這事兒啊，越琢磨越不是味兒。南京博物院這《江南春》的“失蹤案”，乍一聽是“真偽之爭”，細一想，里頭那味兒太熟了——跟承德監守自盜案、廣州美院“剪畫案”，簡直是一個藤上結的三個歪瓜，爛都爛在一個根兒上：“內部失守，監督失靈”。

先說承德案，那叫一個觸目驚心。文物保管員李海濤，從1993年到2002年，十年間偷了259件文物，其中甚至有康熙皇后的寶璽、乾隆的蓮花瓣座金漆佛。他怎么偷的？自己管著庫房，拿仿品調包真品，蓋上真章、填上真憑證，東西就大搖大擺流出去了。這暴露了什么？庫房管理形同虛設，賬物分離，一人掌權，毫無制衡。文物進了他的管轄范圍，就跟進了他自家后院藏寶洞似的。

再看廣州美院案，更是荒唐到骨子里。圖書館館長蕭元，拿著庫房鑰匙，直接把館藏的名家畫作——包括八大山人、齊白石、張大千的真跡——從畫冊里剪下來，拿回家去。然后找行家臨摹一幅假的放回去，假的還蓋著真章。一百多幅畫就這么“調了包”。這案子里最可怕的一點是什么？是“破壞性盜竊”。他不是整體偷，是剪！文物最珍貴的“原真性”、“完整性”在他眼里一文不值。這背后，同樣是庫房一人管、進出無監督、鑒定走過場。

回過頭來，看南京博物院這事兒，表面上文雅多了——沒說是“偷”，說是“偽作”、“劃撥調劑”。可您細品，那股子“內部操作、外人莫問”的勁兒，是不是一模一樣？

第一，真偽誰說了算？
南京博物院說1961年、1964年兩次專家鑒定為假。好，當年的鑒定報告呢？專家是誰？用了什么技術手段？當年書畫鑒定本就流派紛紜，仇英畫作代筆、仿本尤多，一紙“偽作”結論，幾十年后就成為處置國寶級捐贈品的鐵證？承德、廣美案里，盜賊也正是利用“鑒定權”在內部模糊地帶做文章，真的說成假的，假的補進去充真的。

第二，處置流程去哪兒了？
“劃撥、調劑”——調給誰了？哪個單位接收了？批文在哪里？交接記錄在哪兒？如果真是“偽作”，按正規流程調劑給其他單位或學校做教學資料，也必有完整檔案。如今一句“記錄缺失”，像不像承德案里那個隨意填寫、無人核對的“調撥單”？像不像廣美案里那個隨便就能被調包的畫冊庫？文物一旦離開原始登記序列，就像水珠滴進海綿，蹤跡全無，這是管理的大忌。

第三，對捐贈人的態度，如出一轍的傲慢。
龐家后人追問多年，不理不睬。這不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主”的衙門思維嗎？承德案東窗事發前，有人質疑過嗎？廣美案那些被剪的名畫，多年無人察覺嗎？恐怕不是沒疑點，是內部形成了“沉默的合謀”，或者干脆是漠不關心。捐贈人不是貨主，是恩主，寒了他們的心，斷的是文博事業的社會信任根基。

這三件事，像一面三棱鏡，照出同一個病灶：

• 庫房管理有黑洞：承德是直接偷換，廣美是暴力剪取，南京是“合法”調出。東西出了庫，就沒了下文。
• 鑒定權缺乏制衡：說真就真，說假就假，缺乏公開、可追溯、可復核的機制。這給內部人操作留下了巨大灰色空間。
• 監督機制形同虛設：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公眾監督太難。直到事情鬧大，輿論沸騰，才慌慌張張“重視起來”。

搞收藏搞文博，最講究“傳承有序”。這“序”不僅是年代流傳，更是法律、制度、道德的責任之序。博物館不是當鋪，不是舊貨市場，它是文明薪火相傳的圣殿。工作人員捧的不是鐵飯碗，是信托責任。

南京這件事，比起前兩樁盜竊案，可能性質更復雜，但也更典型。它測試的是：在看似“合規”的程序下，公共文物如何被“合法”地剝離公共視野？如何防止“鑒定”成為處置珍貴文物的私密通道？

建議這回，絕不能關門自查。必須由更高層級的文物主管部門、紀檢監察部門介入，組成聯合調查組，做三件事：

1. 徹查“鑒定真偽”的全過程：重新組織跨機構、跨地域專家，用今天的技術和眼光再審《江南春》等五件畫作。當年的鑒定結論要經得起歷史檢驗。
2. 追索“劃撥調劑”的全鏈條：哪怕過去二三十年，所有經手人、批示文件、接收單位，一追到底。東西是全民的，公民有權知道每一件去了哪。
3. 審視“捐贈管理”的全制度：從捐贈接收、鑒定、入庫、登記、保管到處置，每一個環節如何陽光化、留痕化、可追溯化？捐贈人的知情權、異議權如何從紙上落到實地？

承德案、廣美案，判了人，改了制。希望南京博物院這次，不止于追回一幅畫、平息一場訟。更希望它成為一面鏡子，照出所有博物館庫房里可能存在的暗角，扎緊制度的籬笆。

文物怕的不是歲月滄桑，怕的是守護者的心腸先朽了。信任這東西，砸了就難補。而文明，禁不起一再的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