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論高粱原產于四川盆地

文 / 李后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

四川盆地的肥沃土壤與獨特氣候，不僅孕育了大熊貓等古老物種，更可能是中國高粱的獨立起源中心，也是世界白酒的發(fā)源地。

一、從“蜀黍”之名說起

高粱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蜀黍”或“蜀秫”，這一名稱本身就蘊含了它與四川盆地的深厚淵源。古代農書和文獻中，高粱還有蘆穄、蘆粟、木稷、荻粱、秫秫、稻黍、茭子等多種稱謂，但“蜀黍”之名最直接地指向了它與古代蜀地的特殊聯系。“蜀”作為四川地區(qū)的古稱，與“黍”（谷物）結合形成的“蜀黍”一詞，暗示了這種作物與四川地區(qū)的起源關系。類似的情況還有“巴禾”等名稱，均以古代四川地區(qū)的地名命名。這種命名規(guī)律在農作物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指示意義，地名與作物名稱的關聯往往暗示著該作物的起源中心或最早馴化地。北宋《圖經本草》中明確記載：“蜀黍，乃今之高粱也”，進一步佐證了高粱與四川的歷史聯系。這一名稱記載比元代才出現“高粱”之稱要早得多，為四川作為高粱原產地提供了文獻證據，也為尋找白酒發(fā)源地提供了直接靈感。

二、四川考古發(fā)現改寫作物起源史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是近年來中國考古界的重大發(fā)現。這處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遺址，距今約5萬至8萬年，是世界罕見的同時保存了大量石器、動物與植物遺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罕見的飽水埋藏環(huán)境，使有機物遺存得以完好保存。考古人員已發(fā)現數以萬計的植物遺存（6.22萬），包括30余科的植物種子和果實。雖然目前尚未公開確認發(fā)現高粱遺存，但遺址中豐富的植物遺存為研究四川盆地史前植物群落提供了珍貴材料。濛溪河遺址的發(fā)現證明，在現代人起源擴散的關鍵階段，四川盆地已具備支撐高等文明發(fā)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為作物馴化提供了先決條件。

寶墩遺址作為成都平原稻作文明發(fā)源地，發(fā)現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等作物遺存。這一發(fā)現表明成都平原在4500年前已發(fā)展出成熟的農業(yè)系統(tǒng)，為作物馴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背景。通過植物考古分析，確認了寶墩時期先民農業(yè)經濟結構以稻谷為主、兼種粟和黍，同時采集野豌豆、薏苡屬等植物作為補充。這種多樣化的農業(yè)經濟模式，為其他作物（包括高粱）的馴化提供了技術和社會組織基礎。

三、國內其他地區(qū)考古發(fā)現的對比分析

與四川盆地豐富的史前農業(yè)遺存形成對比的是，國內其他地區(qū)關于高粱起源的考古證據存在明顯爭議。山西萬榮荊村遺址曾報告發(fā)現新石器時代高粱炭化物，但這一發(fā)現備受質疑。安志敏等學者認為，由于標本已不存在，且遺址包含不同時期文化遺存，這些炭化糧食究竟屬于哪一文化無從判斷。同樣，鄭州大河村、江蘇新沂三里墩、河北石家莊市莊村等遺址報告的所謂高粱遺存，在學術界的鑒定意見上也存在分歧。這些爭議凸顯了單一考古發(fā)現難以支撐高粱起源理論的復雜性。相比之下，四川盆地具有完整的農業(yè)起源序列：從濛溪河遺址的廣譜采集經濟，到寶墩遺址的成熟農業(yè)系統(tǒng)，形成了作物馴化的完整證據鏈。這種連續(xù)性為四川盆地作為高粱原產地提供了更有力的考古學支持。

四、中國高粱的獨立起源有生物學證據

生物學研究為中國高粱的獨立起源提供了關鍵證據。中國農業(yè)科學院作物品種資源研究室的實驗表明，中國高粱品種與印度高粱的雜交后代結實率很低，有的甚至根本不結實。這一事實從根本上挑戰(zhàn)了“高粱起源于非洲，通過印度傳入中國”的傳統(tǒng)觀點。

全球高粱有170多種，中國有100多種，這種豐富的種質資源多樣性通常與作物的起源中心相關聯。四川盆地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為高粱的馴化和多樣性形成提供了理想條件。外國學者的研究也支持中國高粱獨立起源的觀點。俄國植物學家布列徹奈德爾認為中國的高粱不同于其他高粱，是另一起源的。瓦威洛夫把中國高粱稱為“Kaoliang”，以區(qū)別于其他高粱類型。這些國際學者的觀點為中國高粱獨立起源說提供了學術支持。

五、四川盆地是高粱起源的天然溫床

世界生物發(fā)源地的特殊地位。喜馬拉雅-橫斷山區(qū)被公認為世界重要的生物發(fā)源地和避難所，而四川盆地正處于這一區(qū)域的東緣。這一地理位置使四川盆地成為古老物種的庇護所和新物種的形成中心。大熊貓、金絲猴等子遺物種在四川盆地的延續(xù)，證明了該地區(qū)在生物進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作為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區(qū)域，四川盆地擁有大量特有物種，這一特征也為高粱可能原產于四川提供了間接支持。

獨特的氣候與土壤條件。四川盆地被稱為“天府之國”，其獨特的自然環(huán)境為高粱的原始生長和人工馴化提供了理想條件。盆地四面環(huán)山，形成天然屏障，使內部氣候溫暖濕潤，年均氣溫18℃左右，年均降水量高達1200毫米。這種溫暖濕潤的氣候非常適合高粱生長，因為高粱是喜溫作物，全生育期適宜溫度為20-30℃。四川盆地是中國紫色土壤分布最集中的地區(qū)，這種土壤中性或偏堿性，富含磷、鉀等礦物養(yǎng)分，質地適中，有較好的透水性和通氣性。特別是宜賓、瀘州等地的弱酸性黃黏土，富含多種礦物質，是作物生長的沃土。

“千河之省”的水文優(yōu)勢。四川素有“千河之省”的美譽，省內河流眾多，水量豐富。長江及其八大支流構成了密集的水網系統(tǒng)，為高粱種植提供了優(yōu)質水源。尤其是長江上游水質遠優(yōu)于中下游，為高粱種植和釀制美酒提供了獨特條件。

六、非洲高粱只是世界高粱多樣性的一部分

傳統(tǒng)觀點認為高粱起源于非洲，但現代研究表明，高粱屬植物在全世界有多個獨立起源中心。非洲高粱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型，而非唯一源頭。中國高粱（Kaoliang）在植物學特征上與非洲高粱存在明顯差異，后來進行了雜交。李揚漢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高粱稈上下粗細均勻，而非洲高粱下粗上細。這種形態(tài)差異反映了二者不同的進化路徑。中國高粱具有特殊的農藝特性，如抗葉病、再生力強、釀酒出酒率高等優(yōu)勢。這些特性是在四川盆地特定環(huán)境中長期馴化和選育的結果，進一步支持了中國高粱的獨立起源說，也為中國是世界白酒原產地提供證據。

我們的結論是：必須重構高粱起源史。綜合考古發(fā)現、文獻記載、生物學研究以及四川盆地獨特的自然環(huán)境條件，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顛覆性的結論：四川盆地很可能是中國高粱的獨立起源中心，也是中國白酒的發(fā)源地。四川盆地的考古序列完整，從舊石器時代的廣譜采集經濟到新石器時代的成熟農業(yè)系統(tǒng)，為作物馴化研究提供了理想場景。濛溪河遺址的植物遺存和寶墩遺址的農業(yè)證據，共同勾勒出作物馴化的完整鏈條。中國高粱與非洲高粱在生物學上的顯著差異，以及中國豐富的種質資源多樣性，均支持中國高粱獨立起源的觀點。而“蜀黍”這一名稱更是直接指向了四川盆地與高粱的深厚淵源。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和DNA分析技術的發(fā)展，四川盆地作為高粱原產地的證據將更加充分。這一認識不僅是對作物起源理論的修正，更是對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深刻理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