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大使質疑背后 反日軍國宣傳該怎么改

作者｜時事熱點觀察者

高市早苗涉臺言論引發中日關系冰點，日本在沖繩部署導彈的動作持續發酵，中方不僅直接提出嚴正批評，更通過多語言社交媒體在全球范圍內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風險。然而，日本前任駐華大使宮本雄二的一番表態卻潑來冷水：“全球其他國家不會這么看”，中亞五國集體赴日簽署《東京宣言》的舉動，更被視為這一觀點的現實注腳。這場看似“自說自話”的國際輿論博弈，折射出中方宣傳的現實困境——并非擔憂無據，而是傳播策略亟待優化。如何讓日本的危險動向被更多國際社會正視，而非陷入“事實自證”的僵局，成為亟待破解的重要課題。

一、中方宣傳的事實根基：絕非空穴來風的擔憂

宮本雄二聲稱中方“缺乏更多事實根據”，這一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腳。中方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警惕，并非基于歷史恩怨的情緒化表達，而是建立在日本近年來一系列實打實的危險動作之上，這些動作早已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朝著軍事擴張的方向穩步推進。

在軍事能力建設上，日本正加速構建進攻性作戰體系。2024年初，日本與美國正式簽訂采購400枚“戰斧”巡航導彈的合同，總額達17億美元，首批導彈已于2025年開始交付。這種最大射程達2500千米的進攻性武器，將使日本獲得覆蓋半個亞洲的遠程打擊能力，而日本計劃改造8艘“宙斯盾”驅逐艦以適配該導彈，未來甚至可能將現役村雨級、高波級驅逐艦納入發射平臺，形成體系化打擊能力。與此同時，日本國產改進型12式地對艦導彈射程已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高超音速滑翔彈Block 1型射程達500公里，后續型號更將拓展至3000公里，這些被稱為“航母殺手”的裝備，徹底顛覆了日本“專守防衛”的承諾。

在軍事政策層面，日本的突破同樣觸目驚心。2022年修訂的安保三文件，正式將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上升為國家意志；2025年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推進日美聯合指揮體系一體化，實現“全球常態化部署”目標。日本還接連與澳大利亞、英國、菲律賓簽署《互惠準入協定》，頻繁參與雙多邊聯合軍演，派出軍力規模持續增長，其軍事行動范圍早已超出本土及周邊，呈現出“外向型”“進攻型”的鮮明特征。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修憲派”正持續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試圖將“自衛隊”升格為“國防軍”，降低修憲門檻，為海外用兵掃清法理障礙，這些動向都是軍國主義復活的明確信號。

在歷史認知層面，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愈演愈烈，為軍國主義復活奠定思想基礎。通過篡改教科書，日本系統性淡化侵略歷史：將“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模糊遇難者人數，刪除731部隊人體實驗、強征慰安婦等關鍵史實，甚至將侵略表述改為“進出”。同時，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已成常態，這座供奉著14名二戰甲級戰犯的神社，成為日本右翼彰顯軍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場所，而日本國內近八成民眾對議員集體參拜持贊同態度，反映出戰爭責任認知的“集體無意識”。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中方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宮本雄二所謂“缺乏事實依據”的說法，本質上是對日本自身危險動向的刻意回避。

二、宣傳遇冷的三重癥結：為何國際社會“不買賬”

盡管中方的擔憂有堅實的事實支撐，但全球游說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甚至被日本前大使反戈一擊，這背后存在多重復雜原因，既有宣傳策略的短板，也有國際社會的利益博弈，更有日本公關話術的誤導。

其一，標簽化表達缺乏精準度，難以引發國際社會共鳴。中方提出的“軍國主義復活”是一個帶有強烈歷史烙印和意識形態色彩的標簽，在不同國家、不同語境下存在認知差異。對于經歷過二戰創傷的中韓等國，這一標簽能迅速喚起歷史記憶和情感認同，但對于中亞、非洲等與日本無直接歷史恩怨的國家，“軍國主義”的概念過于抽象，遠不如“軍事擴張”“歷史否認”等具體表述更易理解。宮本雄二正是利用了這一點，用“民選制度”“無戰爭歷史”等表面現象做掩護，將中方的嚴肅警示簡化為“缺乏事實依據的宣傳”，誤導國際社會將其視為中日雙邊矛盾的延伸，而非地區安全的共同威脅。

其二，國際社會的利益優先原則，稀釋了對安全風險的關注。中亞五國與日本舉行首次峰會并簽署《東京宣言》，并非因為認同日本的歷史觀或軍事政策，而是基于自身的現實利益考量。日本為中亞國家提供了37億美元投資，承諾合作開發稀土、能源等關鍵資源，推動繞開俄羅斯的“里海航線”建設，這些經濟利益對謀求多元外交的中亞國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而中國雖是中亞五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吉烏鐵路等項目深度嵌入地區經濟，但日本提供的額外合作機遇，讓中亞國家愿意在政治立場上保持靈活。這種“利益先于價值觀”的務實選擇，在國際交往中普遍存在，也導致許多國家對日本的安全風險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

其三，日本的公關話術極具迷惑性，成功塑造了“和平形象”。長期以來，日本憑借經濟實力和公關技巧，在國際社會構建了“和平國家”的形象：強調二戰后80年未發動戰爭，標榜民選制度和反對黨的監督作用，以“積極和平主義”為包裝，將軍事擴張解釋為“應對安全挑戰”。這種話術精準抓住了國際社會對“戰爭”的傳統認知，卻刻意隱瞞了“不發動戰爭”與“具備發動戰爭能力”的本質區別。事實上，日本通過“漸進式”改革，一步步突破和平憲法約束，從“自衛隊”到“反擊能力”，從本土防御到全球部署，其軍事擴張始終披著“合法”“合理”的外衣，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推進，讓國際社會難以察覺其危險性，也給中方的宣傳帶來了極大難度。

三、破局之道：從“標簽喊話”到“事實說理”的轉型

中方的全球游說并非毫無意義，它至少讓日本的危險動向進入了國際視野，但要提升宣傳實效，就必須擺脫“標簽化喊話”的困境，轉向“事實化說理”，用具體、精準、可感知的證據，讓國際社會認清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真實風險。

首先，要用“具體行動清單”替代籠統標簽，強化說服力。與其反復強調“軍國主義復活”，不如將日本的危險動作拆解為“軍事擴張”“歷史修正”“法理突破”三大類具體清單，用數據和事實說話。比如，在軍事擴張方面，可公開日本軍事預算連續11年增長、2025年占GDP達2%的具體數據，展示“戰斧”導彈、高超音速導彈等進攻性武器的部署時間表和打擊范圍；在歷史修正方面，可對比日本新舊教科書的具體修改內容，列出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次數和名單，曝光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問題的具體言論；在法理突破方面，可梳理日本修憲的具體進程、安保文件的修改要點，揭示其逐步擺脫和平憲法約束的軌跡。這些具體信息遠比抽象標簽更具沖擊力，也更易被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

其次，要對接不同國家的利益關切，提升宣傳針對性。國際社會的認知差異本質上是利益差異，中方的宣傳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處境調整側重點。對于東南亞等周邊國家，應強調日本軍事擴張對地區安全平衡的破壞，以及歷史修正主義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結合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的介入動作，說明其對地區穩定的威脅；對于歐洲國家，可關聯二戰反法西斯勝利成果，指出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是對國際正義的挑戰，呼應歐洲對納粹歷史的零容忍態度；對于中亞、非洲等資源型國家，可客觀分析日本合作的短期性和風險性，對比中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說明依附于軍事擴張國家的潛在隱患。通過對接各國核心利益，讓中方的安全警示與對方的利益訴求相結合，才能獲得更多認同。

再次，要創新傳播方式，打破信息壁壘。在社交媒體時代，單向度的“宣傳”早已失效，互動式、可視化的傳播才能吸引關注。中方可以制作短視頻系列，用動畫演示日本導彈的打擊范圍，用數據圖表對比其軍事預算增長，用采訪片段呈現歷史受害者的證言；也可以發起“守護和平記憶”的國際聯合行動，邀請中韓、東南亞等國的歷史學者、戰爭幸存者共同發聲，形成跨國界的輿論合力；還可以利用多邊國際平臺，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地區安全論壇等，提交日本軍事擴張和歷史修正主義的專題報告，將雙邊關切轉化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議題。通過多樣化的傳播渠道和形式，讓日本的危險動向無法被掩蓋。

最后，要保持戰略定力，將宣傳與實際行動相結合。輿論戰的背后是實力的較量，中方的宣傳效果最終取決于自身的綜合實力和地區影響力。一方面，要持續強化自身國防能力，構建可靠的安全屏障，讓周邊國家相信中國有能力維護地區穩定；另一方面，要深化與各國的務實合作，通過“一帶一路”等倡議，構建緊密的利益共同體，讓更多國家認識到，與中國合作是維護自身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最佳選擇。同時，對于日本的危險動作，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如加強軍事演訓、實施技術出口管制等，用實際行動表明中方的堅定立場，讓國際社會看到中方維護和平的決心，也讓日本為其軍國主義復活行徑付出切實代價。

日本前大使宮本雄二的質疑，并非對中方宣傳的全盤否定，而是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在復雜的國際輿論場中，僅憑正義立場和歷史情感，難以讓國際社會全面認清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風險。中方的全球游說需要從“情緒表達”轉向“理性說理”，從“標簽喊話”轉向“事實舉證”，從“單向傳播”轉向“雙向互動”。

歷史和事實都站在正義一邊，日本的軍事擴張和歷史修正主義，無論如何包裝，都改變不了其危害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本質。中方的宣傳工作，既要保持對軍國主義復活的高度警惕，也要不斷優化策略方法，用更精準、更有力、更具共鳴的方式傳遞安全警示。唯有如此，才能凝聚起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形成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強大合力，守護好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那些試圖掩蓋歷史、推行軍事擴張的勢力，終將在事實面前暴露無遺，被歷史潮流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