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宋慶齡悲痛致信廖夢醒：若我兩膝能支撐住，我一定要給她送行

1972年9月1日凌晨三點，北京醫院的燈光透著微黃。守在走廊里的醫護人員屏住呼吸，何香凝的心電圖終于停在了最后一條直線。當天下午，宋慶齡扶著護士的手臂來到病房門口，停留幾秒后，緩緩舉手行了一個告別禮。走出醫院，她讓衛士準備信紙，“得馬上告訴夢醒”。

信寫得極快，卻一筆不亂：“如果我兩膝還能支撐，我一定親自護送她——”落款處的筆鋒微顫，字跡明顯比往日粗重。熟悉宋慶齡書信的人都清楚，出現這樣的痕跡，多半是她情緒波動太大，以致握筆用力。

廖夢醒收到信時人在上海虹橋療養院。信封還帶著北京初秋的涼意，她反復摩挲第一頁，仿佛能聽見宋慶齡壓抑的嘆息聲。兩位老人相互扶持半個世紀，信箋早已成為比電話更穩妥的紐帶。

把鏡頭拉回1915年。那年冬天，11歲的廖夢醒跟著父母去日本參加孫中山、宋慶齡的婚禮。賓客云集，新娘身著白紗，耳邊的珍珠耳墜閃著暖光。小姑娘忍不住用日語對宋慶齡說：“Aunty，將來我也想戴這條項鏈。”宋慶齡彎下腰輕輕一笑，這個小插曲讓兩人產生了最初的親近。

短短四年后，廣州的執信學校迎來新學期。廖夢醒住在總統府，每天午餐都和孫中山、宋慶齡同桌。孫中山常用英文問她功課，宋慶齡則監督她背單詞。那種氛圍，讓英語成了廖夢醒的“生活語”，為她后來處理國際事務奠定了底子。

進入20世紀30年代，中共地下交通線像毛細血管一樣鋪向全國。李少石在江蘇省委搞宣傳需要一位熟練英語的助手，組織點名讓廖夢醒上場。她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公開渠道協助宋慶齡與國際友人溝通。凡有陌生面孔出現，她先用英語幾句寒暄，再掃一眼對方口音，就能判斷來自英國還是美國。宋慶齡評價她：“夢醒把秘書干成了橋梁。”

香港時期尤為忙碌。1938年保衛中國同盟成立，物資、資金、輿論都要有人牽頭。廖夢醒既當辦公室主任，又兼財務主管。孔祥熙手握香港金融命脈，外人很難繞過他調動現款。偏偏宋慶齡要給八路軍前線籌備醫療器械。廖夢醒穿著旗袍、戴著細邊眼鏡去見孔祥熙手下的出納，聊投資、談利率，最終拿到大筆現鈔。她回到“保盟”時只說了句：“現錢版子到手，今晚可以開匯票。”語氣輕描淡寫，卻為根據地挽回無數傷員。

李少石犧牲那天是1945年10月8日。槍聲響過的上午，廖夢醒抱著血跡斑斑的外套失聲痛哭。傍晚，周恩來遞來一封宋慶齡親筆信：“北上工作，事不宜遲。”短短一句調令，含著深意——革命需要她，宋慶齡更需要她。

1949年初夏，周恩來讓廖夢醒與鄧穎超一道去上海，請宋慶齡赴北平參加政協。兩人敲開宋宅大門，宋慶齡坐在沙發里看報，沒有抬頭。幾秒后，她聽見熟悉的腳步聲，“Aunty！”廖夢醒脫口而出。宋慶齡放下報紙，眼底霎時泛紅：“小夢醒，竟認不出你了。”

進入50年代，廖夢醒在北京市政協、中華婦女聯合會之間來回奔波，宋慶齡則忙于外事活動。兩位老友見面的機會驟減，信件卻日益頻繁。有人統計，1970—1975年間，宋慶齡寫給廖夢醒的英文信多達一百六十余封，平均每十天一封。

1972年夏天，北京潮濕悶熱。宋慶齡在釣魚臺的寓所里咳嗽不斷，膝蓋紅腫得厲害，一坐就是半小時才能站起。即便如此，她仍堅持去醫院看望何香凝。護士提醒她需要輪椅，她擺擺手：“能走就走。”

外界普遍認為，宋慶齡與何香凝的關系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立場，其實更深一層是惺惺相惜。兩位夫人同樣經歷喪夫，同樣以筆墨或演講為武器，從南洋集會到歐美巡回，為中國抗戰募捐呼吁。何香凝擅畫虎，一筆下去筋骨畢現；宋慶齡善寫信條，溫文之中見鋒芒。不同路數，卻相互補位。

何香凝去世五天后的追悼會，宋慶齡讀悼詞時聲音沙啞，有兩處停頓明顯。臺下廖承志紅著眼說：“宋奶奶，您慢一點。”她揮手示意不用幫扶，繼續念完最后一句。儀式結束，她對身邊工作人員輕聲一句：“她解脫了。”

外賓離場后，宋慶齡讓秘書備車回官邸。途中她突然開口：“夢醒會想哭，你們把我那封草稿寄出去，別拖。”秘書答應。那封信就在翌日抵達上海——字句間沒有一句空洞安慰，都是切實的健康叮囑與處理后事的建議。

信里提到“若兩膝能支撐，必親自送行”。知情人都知道，宋慶齡此時罹患多種慢性病，爬樓梯都困難，卻依然想為何香凝送最后一程。

時間再次快進到9月中旬，廖夢醒回信：“痛失家慈，承您關懷，病體漸穩。”短短一頁，卻在落款處補上一行小字：“Aunty，保重膝蓋。”

兩位偉大的女性在各自住房內繼續寫信、繼續工作。文稿堆里夾著信箋，信箋后面是厚厚的檔案。她們把悲痛折疊，放進行李箱，再把注意力轉回工業、教育、婦女兒童事業。對外人而言，這或許是鐵石心腸；對她們自己，卻是日常。

多年以后，研究者翻開那批泛黃信件，才明白“如果我兩膝能支撐”八個字背后的重量——不僅是追思，更是一種行動宣言：只要還能站起來，就要為友人盡最后一分禮數，為國家再多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