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老舍去世，人們在其遺體附近發現一本書，與毛主席有關

1949年10月1日夜里十一點，北京城已經安靜下來。天安門廣場的彩燈還沒熄，老舍站在廣場東側臺階下，久久不肯離去。那天的禮炮回聲、同胞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讓這位寫了一輩子“北平味兒”的作家真正感到什么叫“換了人間”。他突然意識到，從抗戰到解放，這條他親眼見證的道路上，有幾個人的名字始終相隨：毛澤東、周恩來，還有他自己。

時間往前推回到1938年春。漢口會議廳里煙霧繚繞，周恩來一身長衫，站在臺階上對臺下的作家們說道：“抗戰已到吃勁的時候，各位不能再各說各話。”老舍在人群里，下意識挺了挺背。他是北平人，又是滿族旗人，說起來與“革命”這個詞似乎隔著一層，可那天的場景卻讓他第一次真切感到，文人手里的筆也能成為武器。

當年夏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掛牌，老舍被推選為常務理事。檔案里寫得很客氣：他組織能力強、人緣好。但知情人都明白，更關鍵在于他信得過——周恩來喜歡和他說話，毛澤東也樂意聽他吐槽北平的巷子、胡同里的人情冷暖。抗戰的緊張空氣里，這份信任彌足珍貴。

1939年9月，老舍隨慰問團抵達延安。陜北的早秋夜風透著寒意，他卻興奮得睡不著。第二天見到毛澤東的時候，他一句“沒想到你這么高”逗得主席呵呵直笑。毛澤東拍拍他的肩膀：“周恩來說，你來，咱們就多了一個筆桿子。”一句似聊天的輕描淡寫，后面卻是對抗日文藝陣地的深謀遠慮。

慰問團在延安只待了十幾天，卻開啟了老舍同中共領導人持續二十多年的交往。返回重慶途中，他給友人寫信說：“延安的土豆比城里的牛排好吃，因為那地方叫人心里踏實。”這并非客套，而是由衷之言。抗戰勝利，他受邀去美國講學；可一聽說北平和平解放、中央準備進駐北京，老舍立刻收拾行李。船到舊金山，他給周恩來發電報：“愿盡快歸國，襄助建設。”

1950年初春，老舍回到北京，眼前還是老城，但空氣里已是另一番味道。馬路上滿是修繕工地，宣傳標語寫著“新中國的腳步，急不得，也慢不得”。中央需要一批懂民情又有影響力的文化人，他被任命為北京市文聯主席、作協副主席。對很多人來說這是榮譽，對老舍卻更像擔子，他清楚自己肩上的責任是讓普通人聽得懂新中國在說什么。

1951年，話劇《龍須溝》首演。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懷仁堂看完，與演員一一道別。散場時，毛澤東招呼老舍過去，說了七個字：“這戲，得全國演。”老舍明白，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夸獎，而是一道指示。沒過多久，《龍須溝》劇本被印成單行本，送到各地劇團手里。有人統計，三年里，平均每天都有劇院在演這出戲。

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和毛澤東的交往遠不是外界想象的那種“單線指揮”，而更像平等對話。毛澤東愛聊歷史，他談康熙朝的盛世，也談雍正帝的用人之術。老舍聽得認真，有時插一句：“這跟咱們今天治國，也不是沒點參照。”毛澤東抬頭，點一下頭算是回應，兩人談興濃時能從清朝聊到宋朝，沒人覺得突兀。

1963年，老舍和夫人胡絜青到了湖南。長沙、湘潭、韶山一路看過去，他心里最觸動的不是韶山滴水洞的石壁，也不是故居的舊瓦，而是在田埂上見到的“民辦識字夜校”招牌。他感嘆：“以前寫字是當官的事，現在寫字是農民的事，這才動人。”同行的地方干部笑他多愁善感，可那句話被記進了口述檔案。

1966年初夏，政治氛圍驟變。老舍出入的場合越來越少，家門口的胡同卻越來越喧鬧。8月23日深夜，北京突降暴雨。第二天一早，胡絜青發現丈夫沒在家，桌上只留一行字：“內心清白，天知地知。”她趕去國務院接待站，低聲對周恩來匯報：“人找不到了。”周恩來放下手里的文件：“先別慌，馬上派公安同志去找。”

幾個小時后，噩耗傳來。人們在太平湖邊發現老舍遺體，雨水尚未退去，岸邊的泥沙里壓著一冊手抄本。紙張被浸透，卻仍能辨出封面上寫著“毛主席詩詞”。粗粗翻開，《沁園春·雪》的開篇字跡清晰。抄本第一頁夾著一張紙條，只寥寥兩行：“愿與詩中江山同在，亦與詩中風雪俱去。”

公安人員將抄本遞給胡絜青，她什么也沒說，只把書合上。旁邊的工作人員記下細節：裝訂是傳統的線裝法，每頁邊角都細心裁齊，有幾處墨痕淚痕交雜，看不出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字的主人留下的。

當天下午，周恩來撥通電話，聲音低沉：“抄本要保存好。”對方只回答了一個“是”字。此后多年，那冊抄本一直封存在檔案室，直到相關部門整理文物時才重新露面。專家翻看后認定：書頁最早寫于1963年長沙之行前后，紙張、墨跡與當年出訪記錄高度吻合。

最后提一句，老舍去世前留下的筆記本上有一句話：“毛主席、周總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這句話沒有被官方公開過多次，但它在檔案里靜靜躺著，像一道注腳，也像一盞昏黃的燈。燈光不耀眼，卻能讓后來人看清，當年的風雨夜里，一位作家守著怎樣的信念與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