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的一個夜晚,北京西郊招待所燈火寥落,一封薄薄的信被遞進電報室,目的地標注“臺北某信箱”。經辦人不知道,這份加密電文背后連著兩位在大陸與臺灣政壇都曾聲名顯赫的老人——賈亦斌與蔣經國。那一年,他們的秘密溝通已持續數月,內容直指“中華民族結束分治”的可能路徑。
當時的賈亦斌年近七旬,白發極少,卻常以拐杖敲地,催工作人員快步跟上。他反復叮囑:信息要簡短,語氣要真誠,“我們是在找共同點,不是在翻舊賬”。這種自信并非憑空而來。三十多年前,他在上海風云驟起的“打虎”行動中就是蔣經國最倚重的助手,彼此的默契由血與火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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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倒回到1948年8月。國統區通貨膨脹已近失控,蔣介石派長子蔣經國赴滬嚴打囤積,給了幾乎“不受約束”的權限。蔣經國抵達后立刻召見賈亦斌,攤開的名單寫滿了上海資本大佬的名字。兩人簡單對視一下,蔣經國只說了一個字:“干。”這句簡短口令后來被賈亦斌寫進回憶錄,足見當時決心之大。
然而理想很快撞上家族利益。短短一個月,就查到揚子公司倉庫堆滿布匹與砂糖,幕后老板是孔令侃。孔家與宋家關系盤根錯節,宋美齡對這個外甥疼愛有加。利益鏈條一旦觸動,政治壓力立刻襲來。杜月笙遞交材料給蔣經國,本指望“太子”順勢拔刀,沒想到局面迅速反轉。
“你不要逼人太甚!”孔令侃在宋美齡面前對蔣經國挑釁,這句話后人耳熟能詳。對話只有十來個單詞,卻像一記悶棍擊中蔣經國的決心。宋美齡連夜致電南京,蔣介石旋即南下。揚子公司案陷入僵局,上海灘茶樓、報館議論聲驟起,“蒼蠅能打,老虎不動”成為街頭巷尾的冷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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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的挫敗不是簡單的行政失敗。原本對蔣氏父子尚抱期望的軍政要員、工商界人士,此刻信心急劇滑落。傅作義在北平對杜聿明說過一句牢騷:“他要江山還是要面子?”那年11月6日,蔣經國辭去所有上海職務,回宅邸焚燒調查材料,連早已印好的宴請請柬一并燒盡。賈亦斌推門而入,只聽蔣經國自嘲:“亡國了,還請什么客?”
幾個火盆燃起的灰燼,終結了上海“打虎”,也終結了賈、蔣多年同袍情分。1949年4月,賈亦斌率所部在浙江嘉興宣布起義。與其說是政治投奔,不如說他重新押注“能夠清算腐敗、保全國家”的力量。解放軍渡江聲勢如雷,蔣氏政權再無挽回空間。彼時的賈亦斌看得很透:“改革若回避本家族問題,一切方案都是紙上談兵。”
數十年后,海峽對岸的蔣經國已成臺灣領導人。島內經濟騰飛,卻受制于國際局勢,政治出路狹窄。1980年代,內部“解嚴”呼聲上升,外部“和談”建議不斷。雙方最高層都意識到:如果錯過蔣經國這一代人,統一恐怕愈加遙遠。于是才有了1986年那封北京發出的電文。
賈亦斌在臺北渠道反饋中讀到一句熟悉的表態:“給國家、民族有個交代。”他向工作人員低聲評論:“這還是當年那個蔣經國。”按照最樂觀設想,先從人員往來突破,后由貿易、航運、文化同步推進,再討論政治架構——一份非正式時間表甚至被圈在便簽紙上。但歷史突然按下暫停鍵。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因病去世,官方公告寫著“多重器官衰竭”。消息傳來,賈亦斌幾乎是本能地合上文件夾。“太突然,不合常理。”這是他的第一反應。出于謹慎,他沒有公開表態,但私下談及此事,常用“蹊蹺”二字,并懷疑有人動了手腳。與友人楊天石交談時,他語速很慢:“如果他能再活五年,統一進程未必是今天這種格局。”
蔣經國逝世后,兩岸溝通機制走向波折。賈亦斌在1990年代繼續參與民革和統促會工作,卻很少再提當年那份“便簽時間表”。身邊人偶爾追問,他只擺擺手,既無抱怨也無惋惜,轉而叮囑年輕研究者多讀檔案,“不要被情緒牽著跑”。對局勢的判斷依舊清晰——機會之窗關上容易,重開極難。
90歲那年,他完成《賈亦斌回憶錄》,書中對上海“打虎”與80年代密使往來都有詳盡文字,卻把最具爭議的懷疑留給了讀者自己思考。對賈亦斌而言,蔣經國既是曾經的戰友,也是后來溝通兩岸的關鍵節點,二人關系宛如中國近現代史的折射面。統一問題至今未決,“若不死”與“太突然”仍像兩枚釘子,牢牢釘在那段歷史的年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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