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接受采訪的時候，坦言：我當年就認為國民黨沒有希望

張學良是歷史上最特殊的一個人物，對于國民黨的評價，他應該最有發言權。

晚年，他在臺灣重獲自由，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和歷史學家的鏡頭與話筒，他說出了自己對國民黨的評價。

在一場采訪中，他用平靜卻無比堅定的語氣說道：“我當年就認為國民黨沒有希望。”

初入南京

1928年爆發“東北易幟”。那一年，年僅27歲的張學良頂著日本人的巨大壓力和內部的重重阻力，毅然決然地宣布東北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扯下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上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

此舉標志著中國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張學良也因此成為了國民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被任命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地位僅次于蔣介石。

對于年輕的張學良來說，這不僅僅是一次政治選擇，更承載著他希望國家統一、民族富強的熱切期望。

他以為，加入南京國民政府，就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然而，當他滿懷憧憬地踏入南京，現實卻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他晚年的口述歷史中，張學良多次提到了初到南京時的見聞和感受。他看到的不是一個團結高效、勵精圖治的中央政府，而是一個充滿了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的官場。

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中央軍、晉綏軍、桂系、西北軍……各個派系的首領們表面上和和氣氣，背地里卻為了地盤、軍餉和權力明爭暗斗。

在張學良看來，這種內部斗爭的激烈程度，甚至比北洋軍閥時期還要嚴重。

更讓他感到震驚的是官場的腐敗和奢靡之風。他發現許多國民黨高官關心的并非國家前途和民眾疾苦，而是如何中飽私囊、享受生活。

這種風氣與他所期望的、能夠帶領國家走出困境的革命政黨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張學良是一個軍人，性格直率，他看不慣這種虛偽和腐朽。這一切都讓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他開始意識到，這個他寄予厚望的政黨，內部早已問題重重。

我們為何而戰？

緊接著，讓張學良對國民黨徹底失去信心的，是蔣介石堅持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剿共”戰爭。

“九一八事變”后，國土淪喪，家鄉被占，這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張學良和千千萬萬東北軍將士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傷痛。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然而，蔣介石卻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圍剿”紅軍上，一再要求張學良率領東北軍去攻打陜北的共產黨。

在執行“剿共”任務的過程中，張學良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和困惑。一方面，他是服從命令的軍人；但另一方面，他越來越不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他發現，共產黨軍隊雖然裝備簡陋，但戰斗意志極其頑強，而且深得民心。

正如他后來所反思的：“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

與此同時，張學良和東北軍將士們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持續的內戰，無疑是在消耗中國的國防力量，這讓張學良感到無比痛心。他多次向蔣介石進言，希望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都遭到了嚴詞拒絕。

這種根本性的戰略分歧，讓張學良逐漸看清，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其政治考量已經凌駕于民族大義之上。

一個不能將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政黨，又怎么能帶領中國走向勝利呢？

正是這種困惑和痛苦，促使張學良開始秘密接觸共產黨。

在1936年4月，他與周恩來在延安進行了歷史性的會談。在這次會談中，張學良向周恩來坦露了心聲，他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對國民黨不抱什么希望了。” 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共產黨的道路，另一條就是法西斯道路。這次會談，不僅為后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奠定了基礎，也清晰地表明，至少在1936年，張學良就已經對國民黨的前途徹底絕望了。

國民黨敗在沒有“中心思想”

如果說官場腐敗和錯誤的國策是國民黨的外在病癥，那么信仰的缺失，則是其深入骨髓的內疾。這也是張學良晚年反復提及的，國民黨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

在重獲自由后，張學良接受了多次采訪，包括著名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項目。在這些珍貴的記錄中，他深刻地剖析了國共兩黨的區別。他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最大不同，在于 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深入人心的“中心思想”。

他舉例說，共產黨從上到下，從高級干部到普通士兵，每個人都信仰共產主義。這種信仰給了他們無窮的力量，讓他們在最艱苦的環境下也能堅持戰斗，不怕犧牲。

而國民黨呢？雖然也高喊“三民主義”，但真正將其作為信仰去踐行的人少之又少。在張學良看來，對于大多數國民黨官員和軍人來說，“三民主義”只是一個政治口號，遠未內化為行動的準則。

他甚至尖銳地指出，蔣介石本人也缺乏真正的信仰。他認為蔣介石更像一個傳統的權謀家，迷信個人權威和武力，而不是一個有堅定政治信念的革命領袖。

軍隊沒有靈魂，士兵不知道為何而戰，這樣的隊伍在面對擁有堅定信仰的對手時，失敗幾乎是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