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許多日本兵痛哭流涕,但有一支部隊例外。
他們不僅無悲色,反而面色紅潤、滿臉輕松,甚至第二天就跑去美軍營地賣起了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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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是別的,正是曾在戰場上屢屢被國軍“放生”的大阪師團。
這個曾被日本人自己怒斥為“窩囊廢”的部隊,在二戰中擁有極其特殊的“戰績”,打仗拖沓、屢戰屢敗,裝病逃避、熱衷經商......
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奇葩事究竟有多少?
生意經打底的老牌部隊
在日本陸軍的建制序列中,第4師團無疑是一個“出身體面”的存在。
它的前身是1888年5月14日設立的大阪鎮臺,乃是日本陸軍六大“元老師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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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這樣一支理論上應該桀驁善戰的王牌部隊,卻在日后被本國軍方貼上了“窩囊廢”的標簽,連美軍都拿他們當“和平使者”看待,活脫脫是整個日本帝國陸軍體系中的一個“異類”。
若要理解大阪師團的“另類氣質”,就不能繞過它的出生地,大阪。
這座城市,雖然在當時的日本不是政治中心,卻是當之無愧的經濟心臟。
從明治維新開始,大阪便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與港口優勢,迅速發展為商業重鎮。
這里的人們更早接觸西方,更快邁入工業化,也更熱衷于賺錢致富。
兵從何來,性格自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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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生自農業區、深受武士道影響的兵團不同,大阪兵“惜命”的性格從一開始便寫在臉上。
他們不迷信天皇,不崇尚“玉碎”,不熱衷于動輒一往無前的白刃沖鋒。
與其說他們是軍人,不如說他們只是被“國家義務”裹挾而來的生意人。
他們習慣于算計得失,出征前心里掂量的不是能否立功,而是“這仗值不值得打”。
更奇葩的是,大阪師團不僅行動處處透著“生意精”的精明,就連他們的口號也令人不知道說什么好。
“不占便宜,就算吃虧”,就是大阪兵的行為哲學,哪怕是戰場生死攸關,也要“性價比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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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一支精于“算盤”的部隊,所配備的硬件卻并不“軟”。
二戰爆發前,大阪師團就已是日軍17個常備師團中裝備最為精良的“甲種師團”。
所謂“甲種”,意味著他們不僅兵力充足,還配有更現代化的火炮、通信與后勤體系。
倘若只看紙面實力,大阪師團完全可以與熊本師團等平起平坐。
可偏偏,他們是個另類,而在戰場的奇葩事,也讓人大跌眼鏡......
裝病磨蹭的“神操作”
1939年的東亞大陸,局勢風起云涌。
彼時,日本正與蘇聯在諾門坎地區激烈對峙,東北戰線局勢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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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高層一聲令下,多支部隊迅速調動增援。
其中兩支尤為關鍵,一是被稱作所謂“皇軍之刃”的仙臺師團,另一便是久負“盛名”的大阪師團。
仙臺兵是“死戰型”部隊,接令后馬不停蹄,僅用四天便抵達戰場,并在第一時間投入鏖戰。
但等了整整一周,負責另一側增援的大阪師團,卻連個影子都沒見著。
戰區指揮部火冒三丈,派人飛赴后方催促,結果卻發現這群“皇軍精銳”正悠哉游哉地躺在醫務室里,一個個頭疼腦熱、腰酸腿麻地“請病假”。
更讓他們無語的是,師團指揮官居然也對此“深表理解”,只是輕描淡寫地下達“安排醫生逐個檢查”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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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高層震怒之下,派遣軍司令部強制命令各聯隊長進駐醫務室監督,士兵們這才不得不“恢復健康”,勉強集結出發。
可別指望這意味著他們就真的要打仗了,大阪兵的另一大絕活,叫“磨洋工”。
從海拉爾到諾門坎,仙臺師團只花了四天,他們卻走了整整八天,一路不是掉隊就是故意走錯路,還美其名曰“謹慎前進”。
等他們終于慢悠悠地趕到戰場,蘇聯紅軍已經一錘定音,日本高層急于止損,緊急宣布停戰。
于是,大阪師團實現了一項堪稱“曠世奇跡”的軍事壯舉,全程無一彈射出,無一兵陣亡,卻堂而皇之地參與了“戰役”,并被宣傳部門包裝成“無敵皇軍第4師團”,連《朝日新聞》都登了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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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紙里包不住火,關東軍的宣傳官實在看不下去,干脆將報道改為“無傷皇軍”,諷刺意味不加掩飾。
其他部隊官兵也徹底炸鍋,紛紛在軍中私下嘲諷:
“他們連槍都沒擦一下,還成了英雄?”
而與這類似的一幕,也發生在1938年的徐州會戰。
那是一場國共合作下,中國軍隊力抗日軍的重要戰役。
李宗仁率領的國軍主力,在重重圍堵中艱難突圍,眼看即將成功,卻忽然發現在撤離路線上,竟有一支日軍部隊靜靜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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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判斷,這是日軍早已布下的口袋陣,正要發動最后一擊,他心里一沉,果斷下令部隊向山中轉移,準備打游擊拖延敵人。
可蹊蹺的是,山里等了一夜,對面的日軍毫無動靜。
派出偵察兵打探,回報更令人瞠目結舌,那支“攔路虎”居然正一邊煮飯一邊聊天,完全無戰斗姿態。
李宗仁半信半疑,命令大軍從他們眼皮底下穿行,結果真的是全程“目光接觸、毫無交火”。
這支部隊毋庸置疑,正是大阪師團。
他們事后面對上司質問,竟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們沒接到命令要攔截中國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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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嚴格執行命令”,讓日軍十一軍司令官氣得差點當場吐血,隨后便將大阪師團“調后勤”,徹底放棄讓他們參與主戰任務。
但就是明晃晃地被嘲諷,大阪師團也從來都不掩飾他們的態度。
他們的“臨別贈言”不是“玉碎吧”也不是“保重名節”,而是輕飄飄一句:“御身大切。”
翻譯過來,就是“保重身體”。
哪怕是在戰爭即將結束、日軍上下愁云慘淡之時,大阪師團依然能做到“紅光滿面”。
不僅士兵精神頭十足,個個油頭粉面、飲食精致,甚至在回國前夕,還組織人手跑去美軍兵營賣戰爭紀念品,大有“打烊清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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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他們怕死,他們也不否認,你說他們不忠,他們還能用“我們嚴格遵守軍紀”堵你嘴。
于是,你就看到這樣荒誕的一幕,他們被罵成“窩囊廢”,但始終沒被裁撤,戰無寸功,卻還能保留番號,不想打仗,卻一直享有最好的裝備和待遇。
而除了這些,他們竟然還在戰場上做起了買賣。
和敵人做買賣
如果說,大阪師團在諾門坎和徐州會戰中的表現還只是“避戰求生”的初級操作,那么,他們在侵華戰爭中的一系列行為,才真正讓這支部隊尤其的“獨樹一幟”。
最著名的一次“臨戰轉向”,發生在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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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1年第二次長沙會戰之后,日軍集結大軍,準備展開第三次大規模攻擊,試圖一鼓作氣拿下湖南這塊戰略要地。
大阪師團也在動員之列,時任總司令官阿南惟幾甚至將其作為進攻的主力之一。
彼時,大阪兵竟罕見地展現出些許“積極”姿態,正緊鑼密鼓地向長沙外圍推進。
但天有不測風云,還沒等進攻命令下達,天空忽然黯淡如墨,太陽不見了,是一場罕見的日全食。
在日本神道文化中,天照大神是太陽的化身,也是天皇的祖先。
日全食在他們眼里,是極大的不祥之兆,對大阪兵來說,這更是一記重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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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們就掉頭撤了。
負責督戰的司令部多次催令他們重新集結出擊,卻始終沒有收到動靜。
大阪兵們不僅全員“戰術撤退”,還順便連夜清點了物資,預備“回港整修”,宛如提前下班的工人。
而原本嚴陣以待的我國軍隊也驚呆了,追兵剛出發沒多久,就發現對面連影子都不見了。
戰斗不打了,營地卻不能空著。
撤退之后,大阪師團轉而被調往上海常駐,表面上是作為“后勤輪換”,實際上卻徹底回歸了他們熟悉的“本行”,經商。
上海,十里洋場,中西匯通。
對于那些來自大阪的兵員而言,這片土地不僅語言相通,連街頭叫賣的氣息都讓人倍感熟悉。
于是,大阪兵迅速在這里“恢復了本職”,搖身一變成了“特種批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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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賣什么?幾乎你能想象到的日軍軍用品,藥品、罐頭、棉衣,甚至連槍支彈藥都不在話下。
在軍營附近悄悄搭起的簡易攤位上,是一手持槍、一手收錢的士兵,只要價錢合適,什么都能“通融”。
更荒誕的是,這些大阪兵的生意對象并不局限于本國人。
有記載,甚至有新四軍或八路軍的外圍武裝,悄悄通過“中間人”與大阪兵進行物資交換。
當然,大阪師團也不是毫無底線的“軍火商”。
他們內部早就有一條“三不要原則”,不參與無謂犧牲、不參與不合理戰斗、不追擊窮途末路之敵。
這條“作戰三條”,乍一看是軟弱,其實背后是精打細算的“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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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想白白送命,更不愿為“天皇意志”而赴湯蹈火。
他們擅長分析敵我態勢、計算作戰收益,在行動前衡量得失。
甚至在許多日本兵還幻想“為天皇而死”的時候,大阪兵早已想好了“戰后出路”。
戰爭還沒結束,許多人就已開始私下交易“紀念品”、變賣武器、走私藥品、倒賣文物。
而他們的這些操作,不僅沒有讓部隊遭到清算,反而因為“合作態度良好”被快速遣返回國,成了第一批回到日本的軍人群體。
其他侵略師團的兵員死的死、傷的傷、瘋的瘋,只有大阪兵,仿佛從來沒經歷過戰爭一般,衣著整齊,精神抖擻,像是剛從商學院畢業的銷售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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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美軍的審查記錄中,大阪師團也得到了一個非常“友好”的標簽,“愛好和平”。
諷刺嗎?當然諷刺。
他們行為奇葩,可他們是侵略者,他們全須全尾的回去,可他們曾踐踏了別國的土地。
他們的一切看似是個笑話,可這掩蓋不了,曾經在我們土地上那血淋淋的戰爭有他們的殘忍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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