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黃克誠逝世后，妻子將其遺囑上交中央并提一請求，中央：同意

1986年12月28日上午十一點過一點，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十層的病房安靜得只剩呼吸機的輕響。黃克誠靠在枕頭上，聲音微弱卻還清晰：“喪事從簡，不占國家一點便宜。”兩句遺囑寫在雪白信紙上，他把信遞給老伴唐棣華，重復了三次“別忘了”。

下午，遺體仍在病房，護士忙著整理藥品。唐棣華把那封信裝進棕色牛皮紙袋，隨即撥通總政值班電話，告知要將遺囑送呈中央，并強調：“他有句話，不能給組織添麻煩。”值班員趕到時，她已寫好一封附信，唯一請求只有六字：“請尊重黃老意愿”。

秘書連夜送件。29日拂曉，中央辦公廳批示：完全同意。消息傳來，唐棣華沉默許久，只說一句：“他會安心。”

時間撥回1978年春。那年北京連降幾場雨，黃克誠住的舊平房漏水，屋梁腐朽。后勤四次上門勸搬，他連連擺手：“群眾還擠在筒子樓，我這點破事別花錢。”直到木板墜落差點砸到枕邊，他才松口，但限定“只修漏處”。施工隊來了六個小伙子，半天完工，總費用一百六十七元八角。黃克誠看著單據，點頭說：“能省就省。”

1979年初，有人建議去玉泉山療養，他仍皺眉：“工作放不下。”當得知那里能辦公，才提出兩條鐵規：家屬不隨行，伙食費自理。文件上報后，中央批示同意。就這樣，他帶著幾件舊軍裝和幾本書住進玉泉山。山上空氣好，卻不見奢華；他常對工作人員說：“別把我當首長，當位老兵就行。”

1983年六月，院里櫻桃熟了。警衛采來一小盆遞過去。黃克誠嘗了兩顆，忽然扭頭問：“付錢沒有？”警衛愣住，他提高了嗓門：“公家一顆也不能白拿，趕緊去結賬。”櫻桃不貴，但小院里從此立了規矩——沾了國家的，都得照價付費。

同年秋天，孫子黃健到玉泉山看爺爺，一不留神打碎公用茶杯。工作人員勸說“舊杯子隨便領”，黃克誠立刻板起臉：“破壞公物必須賠償，這是條令！”警衛到附近小賣部買了新杯子，加蓋憑證，事情才算了結。

堅持原則的性格，早在1941年就顯露。那年冬，阜寧簡陋的土房里，他與23歲的女大學生唐棣華成婚，新婚夜他提出三條家規：黨性高于夫妻情；工作優先，別爭待遇；涉及機密，絕不外泄。唐棣華點頭答應，一守就是四十余載。

1952年她父親因漢奸罪被判死刑，夫婦無人求情。行刑前兩天，黃克誠只說一句：“讓她見父親最后一面。”感情與原則分得明明白白。

1954年，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秘書長。按規定，可配專人照顧家屬。唐棣華卻主動拒絕：“孩子要靠自己。”黃克誠聽后只是微笑：“這才像共產黨員的家。”

車也一樣。小轎車寫著“辦公用車”，周末孩子們想蹭一程，唐棣華一口回絕：“家規不能破。”有年暴雨，司機心疼小健上學要涉水，剛把車門開一條縫就被她攔下：“公交照樣到站，別壞了規矩。”小健乖乖收傘，褲腿卷得老高跑進雨幕。

長期操勞，支氣管炎愈發嚴重。八十年代初，南方干部多次邀請他冬天去暖和點的地方調養，他擺手道：“我老了，出去就成負擔。”自1977年定居北京，直至去世，他一次也沒離開。

1986年冬，病情惡化。當醫生建議大量用藥時，他說：“別浪費，好鋼使在刀刃上。”醫護人員只得強行固定輸液，他卻氣喘著嘟囔：“國家的錢不是風吹來的。”臨終前三天，他還讓秘書朗讀國務院剛發的經濟數據。聽完后喃喃：“日子會越過越好，可不能松紀律。”

追悼會定在1987年1月7日，地點八寶山禮堂。鄧小平、聶榮臻等領導到場，三千余人肅立默哀。悼詞稱他是“共產黨人的楷模”，字字平實，無溢美夸辭。唐棣華提前刪去了“卓越軍事家”“卓著功勛”等形容，她對秘書說：“他從沒為自己抬過價。”

半個月后，唐棣華雇卡車從湖南永興運來一整車臍橙。每包二十斤，送到301醫院內外科病房。護士紅了眼：“黃老說過要請我們吃桔子，可惜沒等到。”走廊里一片桔香，許多人當場剝開果皮，甜味混著淚水。

黃克誠的墓碑不大，黑色花崗巖，刻著八個字“黃克誠——1902—1986”。無生平、無頭銜，只一列素字。守墓老兵介紹，碑文內容也是夫婦商量后定的，理由只有一句：“簡單就好。”

在很多老兵心里，他仍像那年晉察冀密林里穿舊軍衣的團政委；在更多普通人眼中，他的節儉與堅守，重如千鈞。有人感慨：“他把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當成一輩子的事。”或許，這正是遺囑得以毫無修改被中央認可的原因——他想要的，只是做回那個始終如一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