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少將帶槍入中南海被攔下，毛主席得知是誰后：帶刀子也讓進

1949年10月1日夜，北京城燈火通明，天安門廣場的禮花仍在半空炸開。公安部剛剛布置完新的警衛條例，中南海的崗哨一律升級，任何攜帶武器的軍人都須登記，這成為保衛黨中央的鐵律。

1950年初春的一天，西門崗哨突然響起刺耳的口哨，一位軍裝筆挺的少將被攔在門外。他背著急救挎包，腰間別著一支勃朗寧手槍，神情淡定。警衛員照章辦事：“少將同志，槍需要寄存。”少將抬腕看了看表，沉聲回應：“有緊急事務，必須立刻面見主席。”哨兵并不松口，雙方僵持了三分鐘。電話那頭的毛澤東聽完匯報，笑聲由遠而近傳來：“是李治？告訴他們，帶刀子都讓進！”

毛澤東為何給出如此特殊的通行令？答案埋在十九年前贛南的春泥里。1931年2月，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毛澤東在瑞金黃沙村的臨時病房里見到一個瘦高的年輕醫生——李治。當時他正給重傷員作清創，額頭汗珠不斷往下滴。毛澤東在門口站了片刻，轉身向賀誠低聲問：“新來的？”賀誠答：“前月俘虜，醫科高才生。”一句“醫科高才生”讓毛澤東眼前一亮，隨即把李治叫到屋外，幾句家鄉話聊得熱乎，情分就此種下。

李治早年畢業于上海南洋醫科大學，本想在南昌開小診所討生活，無奈時代風雨驟急，他被卷入張輝瓚部。1930年冬，東固大捷后隨軍被俘。紅軍醫院急缺專業軍醫，李治在戰俘營里目睹紅軍對百姓的態度，當夜便答應加入。此后他在前沿救護所、戰地手術臺間穿梭，被戰士們喊作“大金剛”。

兩年后，中央紅軍突圍長征。1935年3月，川滇交界的五里排上空驟然響起轟鳴，一架敵機俯沖掃射。賀子珍掩護傷員，被爆炸波及。李治撲到她身邊，探頸、測脈，判定尚有生機，隨即在草叢里展開簡陋手術。夜色降臨，干休連火堆旁血跡尚溫。翌晨，毛澤東趕來，一把抓住李治的手：“交給你，我放心。”這種信任，被后人視為“步槍與止血鉗的約定”。

同年深秋，烏蒙山腹地。周恩來突發高熱、右上腹脹痛，確診為肝膿腫。藥品稀缺，轉后方不可能。李治咬牙提出穿刺引流——一針刺進肝區，引出黃褐色膿液。鄧穎超僅說了一句：“請你盡力。”兩小時后，膿腔被徹底排空，周恩來生命得以保全。戰士們私下議論：“大金剛又把總理從鬼門關拽回來了。”

延安時期，李治感染肺炎，一度高燒不退。毛澤東親自探視，回到窯洞便讓衛士挑了一籃雞蛋送去，并在紙條上寫下五個字：“李治不能死。”抗日烽火燒到陜北，雞蛋幾乎是奢侈品，這件小事在醫護口中流傳許久。也正因此，誰都知道李治有“特許通行權”，但他從未濫用。

新中國成立后，李治奉命到南京籌建軍事學院衛生部。檢查一通，他發現手術燈、無影燈、顯影機全都欠賬，預算薄得像蟬翼。劉伯承校長半開玩笑：“跟我要錢？我比你更窮。”眾人商量，只有一個辦法——進京面見中央。于是才有了那一天，少將帶槍站在西門哨卡前。

進入豐澤園的小客廳，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讓警衛撤走手槍，擺手說句“坐”。他先聊李治身體，再問家中老母可好，話鋒一轉：“學院缺什么？”李治抬手比了個“三”，舊幣三千萬。毛澤東放下茶杯：“加個零，夠不夠？”一句“加個零”，解決了軍事學院衛生部全部器材與藥品的缺口。臨別前，他提醒：“器材要買最好的，用在學員身上，別心疼錢。”

1955年授銜，李治佩戴少將領花。那一年，他主持的軍事醫學研究室通過了總參評估，野戰救護器材列裝全軍。1960年代初，衛生網點向邊疆部隊延伸，李治主筆的《簡易手術及戰創傷處理》成為軍醫口袋書。外界盛贊“大金剛”，他搖頭：“都是毛主席那一句‘帶刀子也讓進’給了我底氣。”

1980年冬，李治因病逝世。檔案室的調令、批條、醫案厚厚一摞，最上面仍是那張發黃的便箋，上書“李治不能死”。紙張已脆，可墨跡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