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5子女皆不簡單，兒孫是高官，孫兒獲國家級榮譽：不需遺產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天空碧透。人潮涌向天安門，慶典鼓號聲里，一名三十來歲的男子站在人群前排。他叫李葆華，胸前別著一枚普通黨徽。當禮炮響起時，他抬頭望向飄揚的五星紅旗，腦海里卻閃過1927年那間陰暗的北平牢房——父親李大釗被鍘刀砍下的瞬間，鮮血迸濺；母親趙紉蘭緊緊抱住幼弟，泣不成聲。22年過去，帝國主義的槍炮聲已被禮炮替代，但那股鐵一般的信念并未淡去。

時鐘撥回1926年底。北伐捷報頻傳，奉系張作霖卻暗中羅織網羅。李大釗每日往返蘇聯駐華使館與市內秘密據點，長子李葆華騎著單車送報紙、遞暗號。15歲的李星華給父親打飯、守門，弟妹們圍著母親問一句又一句：“爹什么時候回家？”寒風夾著血雨將要逼來，卻無人退縮。

1927年4月6日拂曉，奉軍闖入使館。槍托砸門，碎木橫飛。李星華被拖進院子，李大釗仍沉著作答。審訊官忽地指向女孩：“她是你最大的孩子？”李星華趕在父親開口前回應：“是，我是。”審訊官喝斥，她嘴唇泛白，卻死死咬住哥哥的名字不吐。李大釗淡淡補充一句：“一切由我承擔。”那晚，北平的燈火仿佛都被驟然掐滅。

次晨，學校清明踏青隊伍里沒有人知道，隊尾那個叫“楊震”的少年正是李葆華。他被沈尹默等友人悄悄護走，幾天后，船票、化名、簡單行李全備妥，航向東瀛。蔡元培為了讓他順利報考，干脆簽發了一張寫著“高中畢業”字樣的證明。一個17歲的孩子，就這樣被時代推向大海深處。

北平監獄里，李大釗挨過竹簽、拔甲，仍拒寫供詞。4月28日下午，他喉中“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震響刑場，鍘刀落下。傍晚，趙紉蘭、李星華、李炎華被驅趕出牢。街口傳來號角，空氣像凝住的鐵，她們扶著墻才沒倒下。母親低聲念叨：“葆華在哪？”李星華強撐：“哥一定平安。”話音雖輕，卻像一盞暗夜篝火。

流亡與貧困隨之而來。河北樂亭老屋茅草頂漏風，糧缸見底。親友接濟有限，趙紉蘭仍堅持：孩子們必須讀書。她給周作人寫去一封長信，請求讓星華、炎華到北平繼續求學；信紙上不平整的筆劃，藏著母親的倔強。1931年，姐弟倆確實到了北平，學費靠刻印講義、縫補舊衣一角一角積攢。

同年“九一八”聲震華北，日本兵逼近，李葆華毅然回國。他已加入共產黨，立即投身地下工作。1933年春，李大釗公葬。趙紉蘭含淚守墓，翌月病逝，又一次驟然巨變。22歲的李星華從此撐起家：替弟妹交學費，給組織送情報，還要準備課堂教案。有人勸她休學，她搖搖頭：“別想。”

倏忽到全面抗戰。李葆華任晉察冀省委組織部部長，輾轉太行深山；李星華、李光華跋涉到延安，進入陜北公學；李炎華留在冀東農村小校，白天講課，夜里掩護抗日隊伍。最小的李欣華被轉移至保安小學，一邊念書一邊打雜。槍炮聲里，兄妹們活得像沙棘，風越猛根扎得越牢。

1949年建國，李家五子女分赴各處：李葆華先后出任水利部副部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星華執教北京師大女附中，后來在馬列學院從事理論研究；李光華負責樂亭縣委宣傳部，并在華新紡織廠抓黨建；李炎華戰后重返北京基層，直到老去；李欣華放棄城市優渥職位，扎根門頭溝大峪中學，師生口中的“布衣校長”。

時間再跳。2005年，李葆華在北京安靜離世。記者在追悼會外攔住他的次子：“令尊留下多少財產？”李宏塔回答只有短短一句：“精神遺產足矣。”語調平緩，卻讓旁人瞬間噤聲。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6月29日，他被授予“七一勛章”。一個普通工人成長為省部級干部，再獲國家級榮譽，這條曲線或許比任何財富都珍貴。

李家的第三代散布在各行各業：有人在浙江農村推廣水稻良種，有人在株州機務段修機車，也有人在阜外醫院看診。相同的是，居室依舊簡陋，舊椅子坐下去吱呀作響。親友打趣“換套新家具吧”，總能聽到一句“不必，夠用就行”。

不需遺產，這并非口頭禪，而是一條延續近百年的家訓。立身行事，用的是父親1919年留下的那四個字——“鐵肩擔道”。凡此種種，非傳奇，也非神話，只是五個早年失孤的孩子把痛苦錘煉成擔當，將個人命運緊扣國家脈搏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