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春節前后的時候,臺北士林官邸的梅花相較于往年開放得更早一些。躺在病床上的蔣介石朝著窗外注視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后突然讓秘書給陳立夫撥打了電話。打電話并非是為了進行拜年,而是讓陳立夫借助香港的秘密渠道向大陸傳達一個口信:期望毛澤東能夠來到臺灣進行訪問。當這話傳達到北京的時候,中南海的垂柳才剛剛開始冒出新芽。
毛澤東手持電報對周恩來說,蔣先生這就要回到其家鄉了。那時候兩人都病得比較嚴重,毛澤東依靠吸氧來維持其肺病,周恩來的膀胱癌已經到了晚期。毛澤東轉頭跟鄧小平說,兩岸三通的相關事宜,由鄧小平代表自己去進行商談。蔣經國和鄧小平曾經在蘇聯一同學習過,有話可以好好說。這里面是有深刻含義的,192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時候,和蔣經國睡在上下鋪,后來蔣經國還寫信稱呼鄧小平為兄長。
我認為蔣介石在等待了二十年之后才發出了這個邀請。在1955年臺海危機的時候,他讓外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在1958年炮擊金門的時候,他拒絕了美國劃峽而治的陰謀。即便是在1965年毛澤東通過曹聚仁帶去《臨江仙》詞稿“明月依然在,何時彩云歸”,他也悄悄地將其收在陽明書屋的保險柜里。這些細節如同暗線一般,連接著兩岸分治所帶來的隱痛。
1974年越南的軍艦闖入西沙海域,蔣介石得知后拍桌子表示:要是中國共產黨不出兵,那我就出兵。之后解放軍艦隊經過東引島海域的時候,國民黨軍突然打開探照燈來指引航道。這樣的默契是很有力量的。毛澤東聽說之后感慨,蔣先生終究是反對國家分裂的。
1975年清明節的雨下得比較應景。4月5日晚11點50分,蔣介石心臟停止了跳動,最后一頁日記還攤放在床頭,上面寫著“毛君”兩個字。當消息傳到杭州劉莊賓館時,毛澤東正在聽工作人員讀日本三木武夫的電報。他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僅僅說了三個字:“知道了”。窗外的錢塘江潮水正在退去,這如同國共兩黨半個世紀的恩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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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去思考,那次沒有能夠去成的邀約,成為了民族心靈史上非常沉重的缺頁。蔣介石到死都沒有等到他想要得到的結果,毛澤東在第二年的九月也離世了。而兩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不約而同地有著那樣的走向,反倒像是給后人留下了一道思考題:當政治符號不再那么顯眼之后,歷史的評判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土地和人的根本之處。
現在回頭看那個特殊的春節,所看到的不只是兩位老人隔海握手,還有超越政見的民族本能。就像蔣介石晚年常常默默念著于右任的詩:把我葬在高山上啊,望著我的大陸。而毛澤東在1973年讓人修復了奉化蔣氏祖墳,很多曾經被戰爭撕開的東西,時間正在一點點去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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