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蔣介石逝世，張學良苦想3天挽聯，葬禮上留16字意味深長

1957年仲夏，臺北北投的山雨來得突然。張學良正翻著英文小說，警衛匆匆遞來一份臺灣《聯合報》，頭版一行大字——“蔣介石將于下周巡視海防”。他抬眼看了看門外的鐵柵，輕嘆一聲，這種新聞與自己無關，卻又無時無刻不在提醒：那場始于1936年的羈押仍未結束。

蔣、張兩人因西安事變結下的糾葛，在1937年春便已定調：一個繼續手握最高權力，一個被列為“特殊管束對象”。彼時，倘若有人斷言張學良要等到1990年才徹底自由，大多數旁觀者恐怕難以置信。可現實偏偏超出想象，時間一晃就是整整半個世紀。

張學良晚年回憶西安事變時，常用“不得已”三字概括。1936年12月11日夜，他與楊虎城步入華清池，對蔣介石采取“非常手段”。消息傳出，國際社會嘩然，國民黨內部更是震動。蔣介石當即被迫接受“停內戰、一致抗日”原則，但只要局勢一穩定，他就著手算賬。就這樣，張學良換來了全國抗戰，卻失去了自己的余生。

1945年抗戰勝利，外界普遍認為蔣介石會順勢“秋后算賬”畫上句號。美國《時代》周刊甚至預測“東北少帥將重返政壇”。然而，蔣介石只需一句“國家尚未安定”便讓所有聲音噤若寒蟬。張學良送去那只歐米茄金表，希望喚起昔日兄弟情分，結果連收據都沒拿到，金表自此不知所終。

有意思的是，1949年國民黨主力敗退臺灣后，張學良的看管由保密局移交給蔣經國。臺北政壇流傳一句玩笑：“兩蔣父子，真正一致的決定只有一件——鎖住西安事變的鑰匙。”這句戲言在酒桌上提起，沒人敢接話，但誰都心知肚明。

1959年深秋，蔣介石第一次在臺灣召見張學良。兩人隔著茶幾，相對無言片刻。短暫對話不過幾十個字—— 蔣介石低聲道：“漢卿，書可寫，事已過。” 張學良答：“是非自有公論。” 寥寥數語，把彼此的倔強暴露無遺。蔣介石想要一部“符合官方口徑”的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良只愿實話實說。最終，《自述》在臺北印成油印本，被封存檔案室，再未公開。

1975年4月5日晚，臺北榮總醫院突然拉響緊急警報，蔣介石病逝的消息迅速封鎖。不到兩小時，“國防部”總值星官員已將訃告草稿送至各大媒體。與此同時，北投寓所燈火通明，張學良得到通知：四天后，他可以前去靈堂吊唁。

對于挽聯，他足足寫滿三十多張草稿紙。刪改、推敲、再刪改，直至4月8日深夜才定版。“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十六字，既無炫技，也未掩飾鋒芒。有人揣測，這八個逗號間藏著張學良對半生沉浮的全部感觸。

4月9日上午十時許，靈堂外細雨如絲。張學良扶著趙一荻的手，慢慢走進大廳。水晶棺內的蔣介石雙目緊閉，面部化妝痕跡清晰。站定良久，他并未行軍禮，只是微微鞠躬。隨后抬頭，看著自己的挽聯被掛起，眼眶微紅，卻沒有落淚。

吊唁結束，他未與蔣經國多言，只說了一句：“諸事保重。”隨后乘車離去。車窗外，臺北街頭行人駐足，議論聲此起彼伏，大都猜測“少帥是否終于解禁”。事實證明，蔣經國遵從父訓，沒有立刻松綁。直到1988年蔣經國去世，管束才名存實亡，兩年后徹底解除。

1990年3月，夏威夷檀香山機場出現一位戴墨鏡的老人，正是已經90歲的張學良。這一次，沒有警衛跟隨，沒有報到手續，他終于可以自主選擇下一站。多年舊識見面打趣：“少帥，這回真放虎歸山啦！”老人莞爾，搖頭不語。

回望半個世紀的拉鋸，一個執意維護權威，一個執意主張抗日，彼此的抉擇在當時都自認無愧于民族與時代，卻讓恩怨難解。蔣介石已沉睡在慈湖，張學良后來輾轉夏威夷、洛杉磯，直到2001年秋才謝幕。他們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走到生命終點，卻共同在史冊上留下鮮明注腳。

或許，用最簡短的十六字作為注腳，恰恰符合歷史本身的復雜與冷峻：兄弟之情、權力之爭、家國之義，全系于一線之間，成敗榮辱終歸讓后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