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語言中溯源民族唱法的“韻”與“魂”——歌唱家郁鈞劍：以寫作出版《語言決定唱法》為鑰，給“失韻”的民族聲樂找回丟失的“舌頭”

　　新華社北京12月19日電 12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發(fā)表題為《從中國語言中溯源民族唱法的“韻”與“魂”——歌唱家郁鈞劍：以寫作出版《語言決定唱法》為鑰，給“失韻”的民族聲樂找回丟失的“舌頭”》的報道。

　　從《說句心里話》《什么也不說》，到《當兵干什么》《小白楊》，再到《五百年桑田滄海》《家和萬事興》……歌唱家郁鈞劍的歌聲溫暖過幾代人。但今天，談及歌唱，他往往不會回憶這些家喻戶曉的旋律，而更愿談談中國民族唱法的困境和出路。

　　近日，郁鈞劍的聲樂理論專著《語言決定唱法》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凝結著他幾十年來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與探索，也是他想對聲樂界訴說的“心里話”。

“失韻”

　　采訪中，郁鈞劍直言，如今的“民族唱法”實則是一種“不被美聲唱法承認的美聲唱法”，或者叫“第二美聲唱法”。他坦言這么講“不太中聽”，卻“話糙理不糙”，正是他眼中民族聲樂的真實處境。

　　“任何學科的確立都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自己的訓練體系，二是要有自己的評判標準。”郁鈞劍說，就目前的中國“民族唱法”而言，約定俗成的聲音訓練技巧與技術體系完全來自“西洋唱法”，也就是“美聲唱法”；對民族唱法的評判，也慣于套用美聲唱法的標準。

　　他感慨，沒有人會用芭蕾舞的標準來評判我們的民族舞，用油畫的標準來評判國畫，也沒有人會用巴洛克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評判大屋頂和吊腳樓，用西裝和皮鞋評判對襟布衫和布鞋……唯有唱歌，是用美聲唱法的標準來評判我們的民族唱法。

　　“我一直講，中西方藝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審美體系。中國藝術講究‘味道’，而西方藝術所講究的，恰恰是把這兩個字顛倒過來的——同音不同義的‘到位’。”郁鈞劍尤感痛惜的是，對二者的混淆，不斷改寫甚至顛覆著人們的評判標準，讓中國“味道”在對“到位”的追求里漸行漸遠，淪為遙遠的背景音。

　　唱《北風吹》的王昆、唱《我的祖國》的郭蘭英、唱《苦菜花開》的王音璇、唱《烏蘇里船歌》的郭頌、唱《洞庭魚米鄉(xiāng)》的何紀光……他一一念出這些曾為國人熟悉、喜愛的老一輩歌唱家的名字，他們的歌聲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回憶。但郁鈞劍想問的是：如今，這類原汁原味又個性鮮明的唱法，我們還能聽到嗎？還有人在學嗎？按時下的評判標準，這些來自母語狀態(tài)、富有民族韻味的聲音，是否因“不夠科學”而不被認可，漸成絕響？

　　他真切地感到一些傳承正在斷層，走向近在咫尺的消亡。這種感受，在與歌壇前輩的交流中刺痛過他，又在與后輩的對話間令他悵惘。

　　2014年秋，郁鈞劍去看望時年89歲的歌唱家王昆。這位一生珍視民族傳統(tǒng)的民族唱法開拓者與奠基人，懷著憂慮，再三囑咐：“小郁，你要多講講我們的民族唱法啊。”兩個月后，老人與世長辭。

　　近些年，遇到來自東北的青年歌唱家，郁鈞劍常問他們還能不能像郭頌那樣演唱東北民歌？“他們說不能，不是不愿，是‘回不去了’，我們已經(jīng)回不去了！”

　　沉默片刻，他再次以民族舞為例，說民族舞就并未因借鑒芭蕾舞的技術而“變味”。如今，廣受大眾好評的民族舞劇目不斷涌現(xiàn)，憑的是長期以來，學界業(yè)界對自身審美內(nèi)核和訓練方法的堅守。

　　我們的民族聲樂呢？“不是沒有自己的家底。比如練聲，我們有喊嗓、開嗓、遛嗓、吊嗓等傳統(tǒng)。”郁鈞劍介紹，“但我們一直沒好好研究，沒形成系統(tǒng)完整的體系。于是，聲樂專業(yè)在練聲之初，都在用美聲唱法‘咪咪咪，嘛嘛嘛’的方法入門。”

　　民族唱法，好像一個在自家屋檐下說著外語的孩子，把自己家鑰匙丟在了別人家門前。

　　“借鑒美聲唱法的科學做法是對的，但不能照搬。”郁鈞劍覺得，眼下民族唱法“最可悲之處”，就是喪失了自我，把標準全盤交由他人定義。別人說我們的民族唱法“不科學”，我們就也跟著否定，把自己的根脈與味道輕易舍棄。

　　而當?shù)氐赖闹袊嵨恫粡痛嬖冢鞣N聲腔都被規(guī)訓成雷同而疏離的表達，一個必然結果是：愛聽民歌的聽眾越來越少，學習民族唱法的孩子越來越迷茫。

　　這正是郁鈞劍寫作《語言決定唱法》一書的初衷。他想以此為鑰，給“失韻”的民族聲樂，找回丟失的“舌頭”。

　　郁鈞劍在《語言決定唱法》新書發(fā)布會暨讀者分享會上。采訪對象供圖

“歸韻”

　　“僅僅痛心是沒有用的。”痛心之外，路在何方？

　　這些年，郁鈞劍懷揣這個疑問，在舞臺與課堂間反復摸索，溯流而上，重返歌唱源頭探尋唱法本質，逐步提煉出“語言決定唱法”這一核心命題。

　　新書以此為名，如一聲宣告，將他多年來的積累首度系統(tǒng)整理、論述，形成完整的體系框架，并提出“語音決定音色”“語氣決定情感”“語調決定風格”“語勢決定氣質”“語意決定意境”等理論延伸。

　　這部聲樂著作，開篇即從“語言”寫起。由歌唱的語言狀態(tài)，到漢語的特質、方言的流變、聲韻的規(guī)律……層層遞進，系統(tǒng)闡明語言對歌唱的決定作用，也厘清了中西唱法的差異與聯(lián)系。

　　從生理結構上看，人類不同族群的發(fā)聲器官構造基本相同，為何唱起歌來卻會產(chǎn)生不同“唱法”？郁鈞劍的答案是：因為語言不同。

　　“我們的‘唱’，是從‘說’開始的，與美聲唱法從‘唱’起步有著本質區(qū)別。”他解釋。

　　從源頭上看，西方美聲唱法始于教堂唱詩班。這樣的演唱場景和演唱對象，決定了他們的唱法追求聲音的空靈、統(tǒng)一，講究通過共鳴擴大聲音的傳播范圍，以合唱為主，共性多于個性。

　　而中國的“唱”，從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開始，到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一路都是吟、詠、誦，“說著唱”的。及至“南詞北鼓”、曲藝戲劇興起，依舊是“七分念白三分唱”。民族民間唱法生發(fā)于日常生活勞作，看見籮筐唱籮筐，看見扁擔唱扁擔，采茶唱采茶歌，打漁唱打漁歌，筑路有路歌，拉纖有纖歌，多為個體情感的自由抒發(fā)，獨唱居多，個性多于共性。

　　“這決定了我們的民族唱法，必定要更多地講究我們母語的狀態(tài)。”郁鈞劍說。

　　不同語言有各自的語言狀態(tài)。具體而言，美聲唱法主要依托意大利語的發(fā)音規(guī)則，以“a、e、i、o、u”五個單元音為基礎；民族唱法植根的中文語言，發(fā)音規(guī)則更為復雜，擁有獨特的聲韻體系“十三轍”，具備復雜的聲調變化，講究“字頭、字腹、字尾”的咬字歸韻。

　　郁鈞劍舉例，唱“母親啊”時，“母”字屬于“十三轍”中的“姑蘇轍”，可以按美聲唱法的主張，“唱到胸腔”；但“親”字屬于“人辰轍”，要唱在鼻咽腔及唇齒之間；“啊”字屬于“發(fā)花轍”，應唱在口腔。

　　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嚴格遵循漢字自身的語言結構來唱這三個字，就會被美聲唱法評判為“不科學、不正統(tǒng)”，認為發(fā)音位置不統(tǒng)一，聲音“里出外進”。可如果套用美聲唱法，打開喉嚨、“豎”起來唱，字音就會渾濁模糊，聽上去不再是純正的漢語發(fā)音，味道也就蕩然無存。

　　“大家現(xiàn)在往往都這么唱，否則，就會被詬病。”郁鈞劍感嘆，“這充分說明語言是可以決定唱法的。為什么有些歌手唱歌不動人？問題大都出在這里，忘記了我們的母語狀態(tài)，沒有用我們的語言狀態(tài)表達我們的情感。”

　　他一再呼吁，要破解民族唱法的獨立性困局，擺脫民族唱法是“第二美聲唱法”的現(xiàn)狀，一定要使大家明白，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差異在于語言不同，而非技法優(yōu)劣。民族唱法大可借鑒美聲唱法完善自身，卻不該以西方的語言狀態(tài)改變母語本色。二者本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而非爭論誰對誰錯、誰取代誰。

　　“語言決定唱法”，與其說這是郁鈞劍的“發(fā)明”，不如說是一次朝向源頭的回歸。為的是重拾民族聲樂失落的韻腳，讓我們的歌聲重新唱出中文的味、民族的情，與文化的根。

“傳韻”

　　這些日子，郁鈞劍忙得腳不沾地。一個月間，他輾轉于廣州、深圳、成都、合肥、鄭州、昆明、哈爾濱，講課、做評委、辦講座、談明年的第七屆民族男高音公益演唱會及首屆民族女高音公益演唱會的舉辦……樁樁件件，都圍著“唱好民歌、辦好學那點事”轉。

　　近一周來，他只在北京的家中待了兩天，還專門抽出一整天，在豐臺花鄉(xiāng)“民族聲樂公益教室”開了堂公開課，給十幾位青年歌手做一對一的輔導。

　　教室里，氣氛熱烈而專注。

　　“要敢于咬字，把中國字的字頭咬準了，字尾歸韻好了，才能做到字正腔圓。”“中國字大多數(shù)的轍韻都是‘吊’起來說的，唱它的‘口’要唱在‘唉’的位置上，要開小口唱。”“大家看鋼琴的琴弦，是不是越往高音區(qū)，琴弦越短、繃得越緊？我們唱高音，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這種縮短、拉緊、變薄的狀態(tài)？”

　　郁鈞劍逐字逐句地為學生們摳發(fā)音、講咬字，時而以手勢模擬發(fā)聲位置的變化，時而用夸張的示范，演示學生們難以把握的細節(jié)。

　　這種不定期的公益授課，他已堅持做了九年，惠及全國各地數(shù)百位學生。當天的課堂中，有學生一大早從南京、沈陽、成都、廣州、武漢、濟南等地趕來北京，聽完課，又馬不停蹄地返回。

　　“郁老師很厲害，上他的課，能學到跟過去接受的專業(yè)訓練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不止一個學生分享了類似的感受，說郁鈞劍的課讓他們對民族唱法有了全新認識，帶領他們根據(jù)自身嗓音條件，尋找具有個人風格的演唱方式。

　　郁鈞劍卻說：“我只是給他們補上一點原來沒學過的東西，教他們要用我們自己的語言狀態(tài)來表現(xiàn)我們民族的作品。”

　　唱了大半輩子歌，他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一種使命感，將傳承、傳播與傳續(xù)看得越來越重。

　　2016年退休后，他把大半精力投入民族聲樂教育和理論研究，一邊筆耕不輟，梳理數(shù)十年來的實踐和研究心得，出版了百萬字的四部五卷聲樂專著；一邊擔任中國-東盟藝術學院院長、哈爾濱音樂學院名譽院長，受聘為國內(nèi)外多所高校的博導與博士后導師；還開設民族聲樂公益教室，開辦中國民族聲樂高級研修班……

　　“光有理論不夠，必須拿出實踐成果，你的理論才有說服力。”他用“語言決定唱法”的理念指導學生，又在教學中不斷驗證、完善這一理念。

　　2016年至今，郁鈞劍已培養(yǎng)出14位博士研究生、3位博士后和數(shù)十位碩士研究生。近五屆中國音樂金鐘獎聲樂（民族）組比賽，累計產(chǎn)生了25位獲獎者，其中19位曾在他的課堂上學習過“語言決定唱法”的理念。

　　“這樣的成績，可以看作是對‘語言決定唱法’的肯定。”郁鈞劍覺得，這說明大家認可這一理論研究，也印證了當歌聲回歸語言，民族唱法獨有的魅力自會打動人心。

　　郁鈞劍清楚，民族唱法的沉疴非一日之寒，僅憑幾本書、幾門課、幾個舞臺遠不足以扭轉數(shù)十年來的慣性，但他為此奔忙不休，不見絲毫疲態(tài)，也“一點不覺得孤單”。

　　“做喜歡的事不會累，而且學生們的成績太讓人高興了！讓你感到自己做的事是有道理、有價值的，不是孤掌難鳴。”郁鈞劍說。

　　《語言決定唱法》的新書發(fā)布會上，全國各大音樂學院、藝術學院的聲樂系主任幾乎悉數(shù)到場。93歲的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政委喬佩娟，北大教授、中國藝術學理論學會會長、《藝術學概論》作者彭吉象，創(chuàng)作過歌劇《沂蒙頌》、歌曲《當兵的人》等經(jīng)典作品的詞作家王曉嶺，歌唱家呂繼宏等登臺致辭，11名獲過“金鐘獎”的學生聯(lián)袂獻唱，掌聲雷動。

　　郁鈞劍感到，一些變化已然發(fā)生。這兩年，認同“語言決定唱法”的聲音日益清晰，前輩同仁的鼎力支持、一線教師的關注和反思、青年歌手的熱忱與成長，都讓他倍感欣慰。

　　“關鍵是要喚醒文化自覺。”他幾次提到這個詞，“有自覺才能更自信、更自強”。

　　有評論認為，《語言決定唱法》是構建中國聲樂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學術成果，為長期追隨西方范式的聲樂領域，提供了理論支撐。

　　郁鈞劍將之視為激勵。“我想在余生之年繼續(xù)這一研究，也希望跟更多人一同探討。”他期盼有朝一日，中國的民族聲樂能在吸納各國優(yōu)秀文化精髓的同時，堅守自身特質，真正屹立于世界聲樂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