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鄧穎超等同志主張殺蔣，毛主席：不能動蔣一根毫毛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延安楊家嶺的一次中共中央會議上，有人提起九年前的西安事變。燈光搖曳，墻上掛著的那幅毛筆字“自力更生”分外醒目。會場里，年過半百的朱德感慨：“要不是當年主席那一句‘不能動蔣一根毫毛’，局面恐怕要翻天。”短短一句話，把大家帶回了一九三六年的冬夜。

那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渭水以北還在結冰，華清池卻槍聲四起。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部隊沖入驪山行宮，把蔣介石從睡夢里驚醒。衣衫不整的南京政府最高領袖，在刺骨寒風中被帶往西安城北的臨潼指揮部。對多年來被迫“圍剿”的紅軍來說，當時情緒的確高漲，尤其是長期在白色恐怖中失去親人的共產黨員，眼見宿敵就握在自己盟友手中，心中的復仇烈火似乎只差一把火柴。

鄧穎超就是最直率的一位。她得知消息后幾乎拍案而起：“此人雙手沾滿同志的鮮血，這回絕不能再讓他逃出生天！”在她看來，只有鏟除罪魁禍首，才能告慰無數英烈。賀龍和徐向前也在小范圍內議論：若把這顆釘子拔掉，不但可以平民憤，還能迫使國民黨內重新洗牌。道理似乎簡單，殺一個人就能解決大問題——那是當時革命者最真切的情緒投射。

可就在各式電報飛向延安、紅軍指戰員的情緒被點燃之時，毛澤東的態度卻十分鮮明。他在陜北保安連夜召集政治局緊急會議，攤開地圖，指著整個中國北部，對與會者分析局勢。會議持續到凌晨，煙霧繚繞中，他給出了一個出乎許多人意料的判斷：留蔣。理由并不復雜——外有日本虎視眈眈，內若突然失去最高領袖，南京政府易被親日派操縱；再者，一旦國民黨發動大規模報復，紅軍方才立穩的陜甘寧根據地將被吞噬，東北軍、十七路軍也會陷入孤立。

“此事關系民族存亡，蔣介石只能被拿來做文章，不能被當成終點。”他說這句話時語氣平靜，卻透出不容置疑的分量。周恩來點頭附和，并主動請纓前往西安調停。他們預判，最好的結果，是借扣蔣逼南京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要是殺蔣，親日勢力如汪精衛、何應欽必然趁虛而入。有人擔心南京大兵壓境，毛澤東只回了一句：“政治是戰爭的繼續，刀子不動腦子得動。”

有意思的是，就在延安作決策的同時，南京的電話機幾乎被打爆。宋美齡給張學良發來密電，語氣里夾雜威脅與安撫，希望保全蔣介石安全。何應欽則不斷催促各路軍閥“出兵西北”，可他明白，真要動手，老蔣的命先丟。于是南京高層陷入了空前的分裂。張、楊手里握著天字第一號人質，表面強硬，其實也在猶豫，畢竟他們的師旅多是東北舊部，一旦局勢失控，四面皆敵。

十五日，周恩來、葉劍英一行飛抵西安。夜談中，周恩來一句“殺蔣無異于送國給倭”，打消了張學良的猶豫。第二天清晨，張學良同意周恩來擬定的八項主張：停止內戰、共御外侮、釋放愛國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等。文件簽字那一刻，張學良明白，一旦放蔣，自己多半要承擔后果，但為了民族大局，他愿意背負罵名。

十七日，會場移到臨潼，蔣介石與周恩來首次面對面。蔣披著棉大衣，神色陰郁，卻不得不聆聽周的分析。周不卑不亢，一條條列舉國內外形勢。蔣默不作聲，用手指不斷敲擊桌面，末了低聲說了四個字：“共赴國難。”這是那場談判里唯一一次出現的準承諾。此后，蔣雖然沒有立即簽字，但事實上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已從此發端。

二十五日清晨，蔣介石在張學良護送下離開西安，飛機降落洛陽。途中，張學良對蔣說了一句傳為佳話的話：“剿共不急，救國要緊。”蔣沒有回答，只是沉默良久。抵達南京后，他立刻下令軟禁張學良，又開始追究楊虎城的“兵諫”責任。只是此時的局面已脫離他的完全掌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呼聲正席卷全國。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變后不到半年，七七事變爆發。若沒有那場冬夜里做出的“放蔣”決斷，國難面前的統一或許仍只是口號。南京政府被迫與共產黨合作，正式承認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并在抗戰初期形成相對團結的正面與敵后戰場。事實證明，保住蔣介石，并非出于個人恩怨的寬恕，而是為民族利益的權衡取舍。

幾年后，山城重慶的大轟炸讓蔣介石親身領略了日本空軍的殘酷，昔日在西安的承諾被戰爭的烈火催熟。國民黨內部再想走汪精衛那條親日道路，已難以服眾。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聽到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消息時，只說了一句：“現在，他自己也脫不掉這身抗日的殼了。”

話說回來，對“殺蔣”與“放蔣”的爭論并未因為歷史塵埃落定而完全平息。很多年輕戰士犧牲在抗戰和解放戰爭中，他們的家書里偶爾仍帶著對蔣介石的憤恨。可歷史終究是多面鏡子。毛澤東早在西安就解釋過：“階級斗爭有主次，民族矛盾有先后。我們要學會分清主流和支流。”這句話后來寫進了黨的文件，成為統戰工作的理論基石。

一九四五年的那場延安會議結束時，部分干部仍心有怨氣。周恩來把當年的談判經過一字一句重述，最終只留下一句感慨：“政治上的高下，常常取決于能不能忍得一時之忿。”眾人散去，夜色沉沉，棗園的窯洞里又響起了窸窣的翻書聲。

西安事變至今已過多年，當年那份“不能動蔣一根毫毛”的策略，曾被誤解，也被質疑。可事實清晰地寫在了后來的歷史進程里：統一戰線的建立讓中國贏得了喘息與反攻的機會；國民黨親日派未能上臺；紅軍得以保存骨干力量，并在全民族抗戰中迅速壯大。就連蘇聯外交官鮑格丹諾夫都承認：“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克制，使得遠東戰局出現了新的可能。”

歷史沒有假設，卻不妨做個試想：若當時鄧穎超等人的主張得以實施，南京新領袖很可能就是汪精衛。當一個甘為帝國主義馬前卒的人攫取權力，人心向背會怎樣演變？東北、華北或將提前變成偽滿第二、第三。這樣沉重的后果，并不是剿匪勝利或個人報仇可以抵消的。

毛澤東的政治算力，歸根結底是一種對民族根本利益的敏銳把握。西安事變證明，他能在感情與理智之間劃出清晰界限；也證明，革命不只是槍桿子里的浪漫，更是分寸、耐力和時機的較量。當年在延安窯洞里最終拍板“放蔣”的那一錘，看似放過了敵手，實則穩住了民族抗戰的棋局。而歷史，也正是在這樣的抉擇與堅持里，被一步步推向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