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劇培訓班，正在收割爸媽的養老錢

“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真心想學表演？”

“是！”

“那我告訴你們，你們沒有被時代淘汰，反而站在風口上了。”年輕老師的聲音提高了一些，目光掃過房間里每一張布滿皺紋的臉。

在杭州上城區一棟普通寫字樓的十三層，一間不足四十平方米的房間里，一場面向老年人的短劇表演培訓正在進行。七八位頭發花白的老人坐得端正，他們仰著臉，隨著老師的每一句提問，認真點頭。

60歲的王磊也曾是這些老人中的一員。和許多人一樣，他是在短視頻平臺上接到“星探”邀請的。“短劇急招老年演員，日薪千元，零基礎可學，推薦上崗。”聽到對方的承諾，他沒多猶豫，交了數千元培訓推介費，心里期待著不久后能站在鏡頭前，掙上一份收入。

但劇組通告始終沒來。

一年過去，和王磊同期培訓的二十多位老人，沒有一個接到過真正的演出邀約。起初，“星探”還會在群里安撫，“正在對接優質項目，請耐心等待。”后來消息漸少，終至無聲。老人們慢慢意識到，自己可能上當了。

類似的遭遇并不少見。隨著“短劇行業急需老年演員”說法的流傳，一批模式相似的“銀發演員速成班”在各地出現。社交平臺上，關于“老人被表演培訓班詐騙”的提醒與控訴時有浮現。老人們懷揣期待交了學費，上幾次課，然后無限期等待那個永遠不會到來的演出機會。等到察覺不對，開始漫長的維權之路。

更多時候，老人們的憤怒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泛起幾圈微弱的漣漪，沉下去，再無回響。不同的公司依舊每天組織著名稱各異的短劇表演培訓，而新的老人，依舊會循著短視頻里光鮮的廣告，走進下一間擁擠的教室。

關上門，又一場關于“風口”的講述，開始了。

在短劇表演培訓課上，中老年人們被安排逐個練習。 受訪者供圖

“被選中的人”

退休后，王磊反而更忙了。

每逢上課的日子，他清晨六點就會醒來。洗漱后，從衣柜深處取出那件最平整的襯衫，對著鏡子穿好，撫平每一道褶皺，然后再躺回床上，靜靜等待七點的鬧鐘。從家到培訓教室有十多公里，他必須趕上那趟準點的早班公交。

教室位于一棟寫字樓的九層，是一家影視公司租用的場地。不足四十平方米的空間里擺滿折疊椅，顯得有些局促。課程通常從觀摩開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老師點開手機投屏，開始播放短劇片段。

畫面里的老年人，多半扮演著不怒自威的豪門長輩或深藏不露的嚴厲父母。老師伸手敲敲屏幕：“這樣的角色，年輕演員撐不起來。需要的就是各位的生活閱歷，是歲月沉淀下來的那股力道。”

練習環節，老師曾設定一個情境：“一位剛得知兒子患上白血病的父親”。他要求大家先演出震驚、心疼，再強作鎮定。輪到王磊時，他走到空地中央，先是睜大眼，倒吸一口氣，右手下意識捂住心口。停頓幾秒后，他的背脊微微彎下，手緩緩垂落，眼神失焦地望向對面，仿佛那里真站著他病重的兒子。

他逐漸沉浸在這種感覺里。平日里言語不多的他，情緒大多向內收著。但表演不同，他必須全神貫注，調動心底那些不常翻動的感受，去成為另一個身份，活一段不屬于自己的人生。這讓他覺得“挺有意思”。

2024年春節后，一位自稱“星探”的年輕人張某通過短視頻平臺聯系上他，說他“形象氣質獨特，有鏡頭感”，是短劇市場的“潛力人選”，熱情邀請他去公司看看。為穩妥起見，王磊叫上了一位老同事一同前往。

據王磊回憶，接待他們的張某說話帶明顯的廣東口音，態度十分熱情。他舉出好幾個“成功案例”，說不少五六十歲的叔叔阿姨拍一天戲就能掙幾百甚至上千塊，“干上幾個月，老家房子翻修的錢都能攢出來。”在他描述中，短劇行業正值風口，尤其缺有生活閱歷的中老年演員，機會多、來錢快。

這番話讓王磊動了心。他沒太多猶豫，便與這家名為“星輝演繹經紀公司”的機構簽下了一份《培訓服務合同》，并當場交了8880元。對方承諾，培訓結束后立即安排簽約，后續戲約不斷。

被類似話術打動的，還有55歲的劉燕。

退休后，生活節奏驟然放緩。為驅散滿屋子的寂靜，劉燕讓電視和手機短視頻從早到晚輪番作響。某日，她偶然點開一部叫《饑荒年，我帶全家吃肉》的短劇，每集僅十來分鐘，她卻不知不覺追了二十集。此后，做家務時開著手機聽，夜里常看到凌晨。雖也覺得劇情夸張可笑，但偏偏就是“很上頭”。

看得多了，她不滿足于只當觀眾。那些活躍在短劇里的銀發演員吸引了她——穿旗袍喝茶的老太太，西裝革履訓斥兒子的老先生。他們大多有自己的社交賬號，分享拍戲花絮。劉燕看著，心里生出羨慕，開始在搜索框里輸入：“老年演員招募”“短劇培訓”。

算法精準地捕捉了她的興趣。“劇組直招”“零基礎入門”……一條條推送接踵而至。經過一番比對，劉燕選定了一家中介，繳納5000元后，被拉進一個超過兩百人的微信群，開始了線上培訓。

課程每周兩次，教授如何面對鏡頭，如何讓臺詞更“自然”。群內皆是年齡相仿的中老年人，他們互相以“老師”相稱，每日按時提交作業，分享表演心得。深夜時分，偶爾有人分享一張自己的自拍，附上一句：“沒想到這個年紀，還能老來俏呢。”就這樣，兩百多個老人，隔著屏幕，共同等待一個尚未到來的機會。

某影視公司短劇表演課程表。受訪者供圖

“怕是上當了！”

培訓結束近一年后，王磊的戲約依然沒有來。

他曾多次在微信上詢問“星探”張某什么時候能進組，得到的回復總是含糊其詞。9月10日，他最后一次追問進度。半天后，對方回復：“正在對接大項目，快了。沉住氣，先把專業打磨好。”順勢推銷起一門標價8650元的“進階表演課”，聲稱這是接通“大劇組”的快捷通道。

王磊心里起了疑。他悄悄聯系班上幾位有過交流的同學，建了一個微信群。眾人在群里交換信息，漸漸拼湊出更多細節，那些被包裝為“資深業內人士”的表演老師，多數才二十出頭，有的還是在讀學生；而問了一圈，竟沒有一位老人接到過劇組邀約。不到一周，這個群就從最初的四人，增加到了十六人。

“怕是上當了。”王磊找出那份簽了字的合同，戴上眼鏡，湊近臺燈逐條細看。最終，在附件不起眼的角落，他發現一行小字：“甲方僅提供培訓與信息服務，不保證乙方必然獲得演出機會。”他這才想起簽約那天，自己滿心歡喜，對方又在一旁催促，沒細讀那些密密麻麻的條款。

9月末，王磊和其他幾位學員一同前往那家影視公司交涉。他們了解到，自己所在的班級有三十多人，所交學費從6000到20000元不等，大多是退了休的老人。大家的訴求很明確：退還學費。

接待他們的是一位自稱經理的年輕人，態度客氣，但反復強調合同已寫明“費用概不退還”，只答應會“向上面反映”。沒說多久，兩個保安便出現在門口，請他們離開。

后來，王磊找到寫字樓的物業。物業經理告訴他，那家公司的場地是短租的，很快就要到期。此外，王磊還得知，他們并不是第一批來討要說法的，幾乎每天都有人上門，要求退錢。

王磊也嘗試了其他方式。他撥打過市民熱線，被告知可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線上咨詢了律師，律師看過合同后解釋，只要機構按約定提供了培訓課程，便算履行了主要義務。這份合同本質是“培訓服務協議”，與保障工作的“演藝經紀合約”性質不同，追究其違約責任難度很大。

49歲的金海霞后來回憶，自己并非沒有過疑慮，但每次都被看似“確鑿”的證據說服。據“星探”描述，他們公司掌握“獨家渠道”，能“直推”學員進組。對方曾向她展示營業執照、與影視基地的“合作協議”，還常在朋友圈分享其他“學員”在片場的花絮和收款截圖。

為打消學員最后的顧慮，星探還曾組織過一次“劇組探班”。某個周末，他帶著金海霞等四人，去了杭州市郊一個短劇片場。他們遠遠地看著，星探指著一位穿著講究的老人說，那是公司上個月才輸送過去的“特約演員”。后來他們懷疑，劇組與這家公司并無合作，那位老人也只是劇組正常外請的演員。

培訓結束后，金海霞一直等待消息。根據她提供的聊天截圖，今年4月，“星探”私下聯系她，說全班只有她天賦最好，劇組有內部名額，但要再交8000元“推薦費”才能保證獲得面試機會，隨即發來一份看似正規的合同和一個“項目備案號”。

因為之前打過交道，金海霞放下了戒心。沒簽任何補充協議，她就在手機上把錢轉了過去。對方安慰她，只要接到一個角色，這筆錢很快就能賺回來。但錢轉過去之后，曾經熱情的“經紀人”，回復消息的速度越來越慢，直到最后，沒了音訊。

王磊通過微信向影視公司支付了8880元培訓費。 受訪者供圖

做“演員”的決心

實際上，這類“星探”騙局早已不算新鮮。

他們往往以文化傳媒或教育咨詢公司的名義注冊，以“劇組直招”“日結高薪”為餌，配上一系列成功的“造星”案例，向不同人群收取數千到數萬元不等的“培訓費”。

短劇市場興起后，這類公司的目標更多轉向了老年人。收費名目雖層出不窮，其本質卻始終沒變，借“圓演員夢”之名，吸引潛在客戶，用一套熟練的話術，精準擊中老人們的內心需求：“發揮余熱，圓年輕時的夢，時間自由，日薪上千……”

這些說法，恰好能解決王磊當下的困頓。

退休前，他在油田系統當了三十多年技術工人，生活平穩。每月工資除去開銷尚有結余，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幾十年，直到兒子決定在北京買房。為湊齊首付，王磊賣掉了單位早年分配的老房子，掏空全部積蓄，還向親戚借了二十五萬元。轉賬完成后，賬戶余額只剩下三萬多元。他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錢不夠花，手頭緊了”。

在多數人看來，熬到五六十歲，退休金足以安度晚年。但王磊覺得，很多像他一樣的老人，肩上依然壓著經濟的擔子，大兒子剛成家，小女兒年過三十還未出嫁。“兒子的房子首付是湊上了，可女兒將來也得有個著落。”妻子在一家公司食堂幫廚，每月掙五千元左右，加上他四千出頭的退休金，想要多幫幫孩子，常感到力不從心。

因此，當看到“銀發演員，日結八百”的宣傳，王磊覺得看到了轉機。他暗自盤算：一天若能掙一千，一個月哪怕只接十天戲，也能攢下一萬。攢夠十萬，先給兒子裝修；再干幾年，慢慢給女兒也備上一筆。

他沒和妻子商量，也沒告訴兒女，悄悄取出存款，交了培訓費。他知道他們一定會說“別信這些天上掉餡餅的事”。但他一定要試試。在他看來，這不只關乎收入，更關乎于一個父親沉默的、尚未放下的責任。

北京人劉燕，比他更有做演員的決心。

劉燕做了一輩子會計。兩年前確診宮頸癌，手術后的漫長化療讓身體日漸虛弱，她只得提前退休。生活驟然從忙碌轉為清閑，像失了錨的船，一時不知該漂向何處。閑下來的日子里，她時常回想前半生，只覺得想做的事，一件也沒做成過。

她說她的人生有兩大遺憾。

第一件是自己從小喜歡文藝，唱歌跳舞樣樣拿手。初中時，北京某話劇團來學校選拔演員苗子，據她說，老師們都看中了她的外形條件，卻因父親的阻撓，沒能去成。在父親眼中，藝術是“青春飯”，不夠安穩。大學選專業時，她聽著父親的建議，選擇了會計專業。劉燕說，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說，興趣愛好要為實際讓路。

另一件是，2009年，她通過面試，獲得了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的職位。但丈夫和家人都勸她放棄，理由是工作太辛苦、前景不明朗，更難以兼顧照顧孩子。猶豫之后，她最終沒有去，而當初一同面試的好友選擇了留下。后來，那家事務所快速成了行業中的佼佼者。

在劉燕看來，她本該屬于一個更大的世界，做自己喜歡的事，可兩個機會她都沒抓住。25歲，她結婚生子，從此家庭成了生活的全部，無論是藝術夢想還是職業理想，全都擱置了。這成為她心底最大的遺憾，每每想起，隱隱作痛。

2024年前后，短劇“潮”席卷而來。劉燕在短視頻平臺刷到一位老年女演員的拍戲花絮，視頻里，女演員妝容精致，站在片場燈光中央，工作人員環繞著為她補妝，遞衣服。劉燕看著，心里羨慕極了。她覺得，“同樣身為中老年女性，怎么人家就能迎來人生的‘第二春’？”

“我不想就這樣歇著了。”當影視公司熱情地稱呼她“姐姐”，夸她形象氣質好、適合做演員時，她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交了培訓費。她希望生活能重新充實起來，也想證明自己“精氣神還在，還沒被時代拋下”。

王磊收到的培訓班宣傳圖。受訪者供圖

“各取所需的生意”

“簡單用‘對錯’評判，既不專業，也不公允。”身處風波另一端的星輝影視公司負責人張某，對“騙局”的說法予以否認。

面對質疑，他首先出示了公司的營業執照及其他相關資質文件。“行業里確實存在一些機構，收取高額費用卻無法提供任何服務和實踐機會，但我們不一樣。”他強調，自己的公司提供的是實打實的教學與接觸行業的機會，而且定價在數千元檔位，非常實惠，目的是“花最少的錢，降低普通人接觸表演的門檻”。

張某自稱擁有影視專業科班背景與多年劇組選角經驗，并以此為基礎，創辦了短劇表演培訓業務。據他介紹，課程分為幾個梯度，從周末興趣班到特約演員班，費用隨層級遞增。“不同的投入，對應不同的教學內容和資源推薦力度。”他表示，這包括針對特定角色的內部推薦，以及在戲份安排上進行溝通的可能性。

他描述，學員中約八成此前毫無表演經驗，平均年齡四十五歲左右，且以女性為主。為此，教學方案淡化了傳統科班的訓練強度，尤其在臺詞部分，只側重于基礎語音矯正和簡短的生活化對白。“首要目標是幫他們建立信心，能站穩、敢開口。”張某說。

在采訪中，張某多次強調，“提供資源”并非忽悠老人交費的噱頭，幸運的話，確實有不少人通過這個路徑獲得過機會。他提及，48歲的學員米姐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一次偶然的機會，短劇的特約演員臨時缺席，劇組通過他們的推薦找到了正在受訓的米姐，這個契機讓她得以邁入了短劇拍攝的圈子。

張某認為，米姐的親和力和生活中的溫婉氣質，恰恰符合了許多劇組對“母親”類角色的想象與需求。此后一年多里，她陸續參與了六部短劇的拍攝。實際上，米姐并沒有專業基礎，只是參加了十來天的短期培訓。她塑造角色的方式，更多是依靠幾十年為人妻母的真實感受與直覺，效果卻意外不錯。

此后，米姐的“成功”，順理成章地成了張某在宣傳中，最具說服力的成功案例。

然而，當被問及是否能保證所有學員都能獲得角色時，他的語氣又變得十分審慎。“我們扮演的是橋梁角色，負責篩選和推薦。但最終用不用人，決定權完全在劇組的制片方。”

他說，對多數老年人來說，更現實的路徑可能是通過持續投入時間和費用，通過影視公司，在小成本劇集中爭取一些群演或特約演員的機會。“對一些預算有限的劇組而言，一個能自帶資源、配合度高的年長演員，其實能夠緩解他們的一部分壓力。”張某補充，即便角色小，許多學員只要看到自己出現在成片里，就覺得錢沒白花。

在他看來，這項生意的根基，在于回應了一種老年人的實際需求。許多五六十歲的人，剛剛離開職場，生活重心突然懸空了，但他們依然渴望新的社交聯結與價值認同。而表演課堂恰好提供了一個環境，讓他們用“角色”嘗試另一種身份，并在同齡人中找到共鳴。

“即使最終沒有成為職業演員，也多了一技傍身啊！”張某說，很多中老年人在這里接觸了藝術，學習了表演，結識了新的朋友，豐富了退休生活，有的甚至還意外地開啟了黃昏戀。

在他的敘述邏輯里，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供，就是一門“各取所需的正經生意”。

在影視公司組織的近400人的演員群內，不斷有中老年人表示想要去做短劇演員。 受訪者供圖

維權艱難

即便幸運入行，短劇演員的道路也遠非想象中平坦。

29歲的女演員宇書田，在英國取得導演碩士學位后回國，大多數時間在等待機會。當傳統影視劇領域競爭激烈時，她轉向短劇市場，開始在橫店、鄭州等拍攝基地之間往返。

盡管網絡上流傳著短劇“極度缺演員”的說法，宇書田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她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劇組真正需要的，是形象氣質符合、具備專業素養的中老年演員。對于那些毫無表演經驗的老人，想要直接獲得重要角色幾乎不可能。

宇書田觀察到，在橫店這樣的拍攝基地，普通群眾演員通常有年齡限制，一般不超過45歲。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量，劇組往往更傾向于讓中青年演員通過化妝來飾演老年角色。宇書田解釋，指導零基礎老人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而短劇拍攝周期短、節奏快，劇組難以承受這樣的成本。另一方面，拍攝經常需要熬夜，老年人的身體條件也難以適應高強度工作。

據她介紹，沒有臺詞的基礎群演日薪約200元；能說幾句臺詞的特約演員，日薪在500到800元之間；只有那些演技嫻熟、能駕馭復雜角色的專業演員，日薪才可能達到1500到3000元。她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入行時日薪600元，積累經驗后漲到1000多元，但從未突破3000元。網上流傳的“日薪五千”說法，大多屬于營銷噱頭。

盡管如此，“表演培訓”的產業鏈仍在高速運轉。

從業十三年的經紀人黃嘉注意到，近兩年來，二、三線城市涌現出不少小型“影視”公司，一些原本從事知識付費或主播培訓的機構也紛紛轉型進入這個領域。正規劇組的用人標準與這些“速成班”描繪的美好前景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落差。

許多老年人在報名時并未仔細審閱合同條款，在工作人員的推薦下就簽署了協議。黃嘉提到，此前杭州一家位于寫字樓內的培訓機構突然關門，導致數十位老人的學費無法追回。事后調查顯示，該公司并不具備實際的影視制作能力，其所宣傳的“劇組合作”均屬虛構。

更讓她覺得心酸的是老人們維權過程的艱難。黃嘉指出，這類培訓往往提供了一定形式的“服務”，加之合同中的各種免責條款，使得相關部門通常將其定性為“合同糾紛”。老年人要想追回損失，往往需要提起民事訴訟，這個過程耗時耗力，而相關機構往往早已轉移資產或注銷公司。

“很多老人帶著合同去尋求幫助，得到的建議往往是‘走法律程序’，”黃嘉說，“但取證困難、程序復雜，不少人最終只能放棄。”

盡管知道希望可能渺茫，王磊還是決定繼續維權。

他如今的生活重心，幾乎都圍繞著“退費”這件事。因為那筆培訓費，家里的氣氛已經沉悶許久。白天，他獨自查找資料，妻子默默做家務，兩人互不交流。夜晚，沉默依然在兩人之間蔓延。最初他還試圖解釋，后來便不再提起。“她沖我發脾氣，我也不敢回嘴，心里內疚。”

隨著了解的加深，王磊逐漸意識到，問題不僅在于老年人“貪心，什么都不懂”。更關鍵的是巨大的信息不對稱，一邊是精心設計的話術、虛構的成功案例和布滿陷阱的合同，另一邊則是完全不了解行業規則的普通老人。

過兩天，他打算約上幾位同期學員，再去那家公司，他要得到一個明確的說法。

（應受訪者要求，王磊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