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連長起義當紅軍升任師長，西路軍失敗被捕，死后一直存在爭議

人民軍隊的建立，主要是靠組織領導的起義，著名的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平江起義等，成為往后這支隊伍發展的骨干力量，但在土地革命時期，還有一次國民黨軍隊的起義，有1.7萬人的正規部隊集體參加紅軍，使紅軍隊伍一下增長一個主力軍團，那便是1931年12月14日爆發的寧都起義。今天，我們介紹一位參加寧都起義的國軍連長馬良駿的事跡。

馬良駿，字少龍，又名景融，西安市人，1910年生。1926年冬，馮玉祥將軍率國民革命軍進入西安。馬良駿這時已初中畢業，因受不了繼母的虐待，毅然中斷學業投筆從戎，考入馮玉祥將軍創建的西北軍官學校，走上了從軍的道路。

畢業后，馬良駿分配到第二方面軍司令部，擔任手槍團任排長職務，這個手槍團原為馮玉祥的衛隊團，后升為手槍旅，由馮玉祥的親信、結拜兄弟季振同任旅長，季振同手槍旅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是得寵的“驕子”、“王牌”，是“嫡系中的嫡系”。

季振同手槍旅實力雄厚，武器配備精良，每個人配置有三大件：當時最先進的步兵沖鋒槍、駁殼手槍和馬刀，還有五顆手榴彈。官兵待遇甚高，武藝出眾，人人打仗十分勇敢，經常赤膊上陣，是出名的“敢死隊”，馮玉祥十分偏愛。馬良駿能夠進入手槍旅，并且剛從軍校畢業就被任命為排長實職，可見他在思想品質和軍事素養上都深受器重。

不過，中原大戰馮玉祥失敗后，被迫下野，季振同所部由孫連仲率領，先是移駐山東濟寧一帶，改編為第二十六路軍，季振同任旅長的原手槍旅被編為74旅，馬良駿在該旅學兵連任排長， 學兵連同普通戰斗連隊不同，是專門培養班、排長這樣的下級軍官或軍士，提高他們的思想、文化和軍事素質，承擔著為戰斗連隊輸送經過培養訓練的基層干部的專門連隊，所以這時20歲的馬良駿，實際上已相當于戰斗部隊連級軍官的職務，也就是連長。

1931年春，第二十六路軍被調到江西“圍剿”紅軍，企圖一石二鳥，既打擊日益壯大、節節勝利的中央紅軍，又在戰爭中削弱和消耗非嫡系部隊雜牌軍的勢力，這時，從北方來到南方的這支部隊水土不服，士兵怨聲載道，在這種背景下，我地下組織精心秘密工作，對其進行策反。

終于在1931年12月14日，在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和二十六路軍主要領導人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岳的領導下，成功地發動了寧都起義，17000多名訓練有素的原西北軍官兵加入紅軍，極大地壯大了中央根據地的力量。

寧都起義中，馬良駿所在的74旅學兵連，奉命到蘇家祠堂去解決一些不愿意起義的反動軍官，他們快速堅決地消滅了幾名敢于反抗的阻擊者，勝利地完成了任務，任學兵連領導的馬良駿，率領由下級士官組成的精銳力量參加了這次戰斗，為此立下功勞，因此，起義后這支部隊改編成紅五軍團的時候，馬良駿進入紅軍部隊之后，因為有功勞，非但沒有被降職，反而如魚得水，從連長升到了團長。

紅五軍團開赴前線，投入到反“圍剿”作戰中，先后參加了贛州、龍巖、漳州、水口等重要戰役。特別是水口一戰，紅五軍團與敵人展開了激烈拼殺，表現了極其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紅五軍團成為中央紅軍的一支勁旅，作為團長的馬良駿功勛卓著，屢建奇功。

隨后，馬良駿所部編入紅一方面軍直屬第14師，他擔任41團團長，參加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廣昌保衛戰”，同敵人激戰18天，身先士卒，直至負傷，傷愈歸隊后部隊編入紅八軍團，他仍然擔任團長。

長征初期，馬良駿所在的第八軍團，同一、三、五、九軍團一道，從兩側翼和后面擔負起掩護中央第一野戰縱隊（即軍委縱隊）和中央第二野戰縱隊（即中央縱隊）進行大規模轉移的任務。慘烈的湘江戰役中，紅八軍團被敵人切斷和打散，人員損失嚴重，過江后，原本11000人的部隊，戰斗人員僅剩600余人，馬良駿是經歷這次殘酷戰斗的幸存者之一。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混編為左、右路軍，馬良駿擔任劃歸左路軍的五軍團直轄38團團長，后調入四方面軍紅軍大學上級指揮科（學員均為團、營兩級干部）任軍事教員，這期間，他參與了左路軍四方面軍總部文體活動的組織領導，任紅場委員會委員兼體育組組員，不久后，馬良駿出任紅四方面軍騎兵師師長。

紅四方面軍長征進入甘肅南部后，甘南是少數民族藏族和回族(回民多馬姓)的聚居區，可能因為姓馬的緣故，馬良駿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甘肅省抗日救國軍回民第六路軍司令員，同時，在不改變原紅軍建制的前提下，參加了中共西北局領導下的甘肅工委的地方工作并擔任“西路工作委員會”五人小組成員。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至西路軍建立前，馬良駿仍任甘肅抗日救國軍回民第六路軍司令員。

紅軍西路軍組建后，馬良駿改任紅西路軍回民支隊司令員，隨紅五軍司令部行動，先后參加了土門戰斗、臨澤戰斗和梨園口戰斗等重大戰事。

然而，經過半年多的戰斗，西路軍兵敗河西走廊，總部在所退守肅南祁連山深處召開石窩子會議，決定分散游擊，各自獨立尋求向西抵達新疆或向東奔回中央的求生道路。馬良駿身邊只剩下10多名紅軍戰士，在祁連山黃番山區同馬步芳的韓起功部搜山部隊進行周旋，在一次激烈的遭遇戰中，馬良駿又不幸負傷被捕。

此后長期被關在馬家軍監獄之中，直到1937年9月，馬良駿經組織營救出獄，被送往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后回到老家住了兩個月時間，在這期間，馬良駿曾介紹堂弟到延安參加“抗大”這個堂弟后來還當過八路軍洛川兵站站長。

1937年年底，馬良駿接到組織通知，回到延安報到，不過，次年張國燾出逃，紅四方面軍的“舊人”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馬良駿也不例外，他于1938年3月被“監禁審查”。當然，這對于一位被敵人關押長達一年時間的干部來說，是非常常見的，因此馬良駿也并不感到意外，老實地接受組織審查。

不過，令馬良駿沒有想到的是，眼看與他一起回來的人都陸續安排了新的崗位和新的工作，但這次審查他卻沒有通過，有一條重要的原因是，當年馬步芳的《民國河西日報》刊登的一則新聞有很大的關聯，最終給他定了個“得到馬步芳的優待”“為敵寫西路軍戰斗經過”、“勸降紅軍干部”等幾大罪狀，被有關審查人員定義為“叛徒”，并秘密處決。

對這事，后人認為他的三點罪名都值得商榷，首先是敵人的報紙的報道，并不是能全部相信，其次是由于戰斗的公開性，戰斗雙方對此都非常了解，西路軍的戰斗經過，似乎并不是秘密；而對于“勸降紅軍干部”，事實上，在史料中并未有明確記載馬良駿勸降的紅軍干部是誰，因此，對這名紅軍高級將領的死爭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