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霉美人與中國俞老板

12月，美國歌手霉霉，149場全球巡演結束，沒有長篇感言，拿出 1.9 7億美元，分給她的整個團隊：搬箱扛燈的、駕車運貨的、描眉畫鬢的，都有份。四海之內的牛馬們，紛紛嚷好。

11月，在南極的冰天雪地里，坐著三十萬一趟的豪華船，看罷雪山落日的俞老板，忽然寫了一封信，給手下諸位員工。信中盡是“奮斗”“人生”“不易”之類的話，據說字字懇切，句句動情。信傳到眾人耳中，卻招來一片嗤笑。

同是功成名就的老板，同是手下萬千做事的人，何以一個被捧到天上，一個卻被踩在腳下？

我想大致如此吧：一個不過是自我陶醉的表演，另一個卻知道體恤底下人；一個早離了地面，飄在云端，另一個還肯低頭看看泥土里喘氣的人。

俞老板惹人厭煩的，并非他去南極，也非他享福——一個創業多年的人，享自己的福，有甚么不該呢？真正刺人心的，是那順序：當著無數人還在為加班、考評、房貸、生養兒女的實在苦處硬撐時，老板卻站在那華麗的船上，用一紙飄著墨香的“感悟”，想來換得精神上的共鳴。這在從前的世道里，或許還算一樁美談；到了今日，卻成了最戳肺管子的所在。

因為如今的做工者，尤其是被現實鞭笞過幾回的人，早已不再稀罕甚么“理解”“鼓勵”“打氣”了。他們要的是結算，用金錢。

加班是實在的，熬夜是實在的，耗去的光陰與機會也是實在的；信里那些“感謝”“共情”，卻是摸不著、稱不出、也兌不了現的。當做工的成本鐵板釘釘地擺著，回報卻只能靠心里去“感悟”時，這種共鳴，在眾人眼里便不再是暖意，而成了錯位的荒唐。

那霉美人的舉動所以被稱道，倒未必因她心腸格外軟。不過是她用了最直白、最無需多言的法子——分錢。有人贊這是人格高尚，我看未必盡然。根柢里，是她那套營生的規矩明白：你們既將我托到這般高處，待果子熟了，自然人人有份。她不求誰感恩，也不強要誰跟著感慨。錢到了位，干系便在了，尊重也便在了。這恰是那分別的關隘。

咱們這里的老板，卻更慣于使喚“故事”：講初心，憶苦楚，說共患難。這倒不全然是虛偽，而是在一個回報糊里糊涂、分配朦朦朧朧的境地里，“講故事”成了最省本錢、也最安穩的法子。

故而，毛病不出在甚么“仁義禮智”的老話上，而出在這兒：當制度分不明利益時，矯飾的善，便成了一種頂用的選擇。這也便是為何許多老板越發達，越愛講大道理——不是忽然通了天道，只是這原是他們最熟稔、最穩妥的言語。

但如今，世道究竟不同了。如今的做工者，尤其是肩上扛著家室老小的人，早已不耐煩聽那“站在我的船頭看風景”的空話了。他們不再要誰提醒他機會如何難得，他們只問一樁：我出了幾分力，該拿幾分酬，幾時能到手。

這底下，其實藏著一個更深的叩問：平常的勞作，能否憑著實實在在的力氣，掙得自己說話的分量，與那份不被施舍、本該就有的尊重？在許多活生生的世相里，尊重仍是身份的附屬。老板天然在上，勞力天然在下。嘴上說“行行出狀元”，身子卻極誠實地排著尊卑座次。于是尊重倒成了賞賜，而非本該如此的事。

那霉美人的一套里，尊重卻是預先設好的。你不必謝老板賞飯，因你已用勞作換取了；你也不必仰視誰的權柄，因你有張口論價、轉身離去的余地。所以你能看見，那里的人敢質詢、敢批評、敢對老板說“不”。不是因他們性子更烈，而是他們曉得：我的價值，不靠你的好心腸撐著。

說到底，這不是一場比誰更高尚的戲碼，而是一面再現實不過的鏡子。當一個地方的老板，總需向做工的人剖白“我也辛苦”，便說明這地方的回報章法早已亂了套；而當一個老板只消銀錢過手，便能換來敬重，那便意味著，賬目原是算清了的。

真正像樣的關系，從不靠信札維系。只看一樁事——賬，清不清。

在一個算不清賬的局里，矯情的敘事，便總要漫溢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