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慧母親去世，毛主席寫信囑咐大舅哥：我們兩家不分彼此

1962年初冬，長沙營盤街的巷口一夜間擠滿了前來吊唁的人。向振熙，這位在戰火與離散中堅守了九十二年的老人，最終合上了雙眼。噩耗傳到北京，中南海燈未熄。毛主席提筆給大舅哥楊開智寫下信札，寥寥數語，卻句句沉重：“可與開慧同穴，我們兩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字里行間，是長達半個世紀的親情債，也是保存在硝煙中的承諾。

信送出后，湖湘鄉親很快接到通知：安葬禮成，當以板倉棉花坡為址。當地百姓聽說要把楊家母女合葬，自發清理山道，短短兩天修出一條臨時石階。有人感嘆：“向老太太一生清簡，沒想到最后的大事還是這么體面。”這一幕，恰好與1913年楊昌濟學成返湘時的場景重合——同樣的人聲鼎沸，同樣的木杖竹轎，只是當年的迎接，今日成了送別。

把時間撥回到一八九三年。平江板倉的清晨常被雞鳴叫醒，向振熙十八歲，嫁給表兄楊昌濟。兩家原本就有通婚的傳統，村口的老人形容那場婚禮：“沒鑼鼓，只聞書聲。”新娘出閣時僅帶了一箱書稿，足見書香門第的氣味。日子清貧卻自有講究——夏天井水解暑，冬天芝麻茶暖胃，全靠她一雙勤快手。

1903年正月，楊昌濟辭鄉東渡。船靠神戶碼頭那天，他回頭看岸，妻子領著三個孩子站在暮色里沒吭聲，只有楊開慧揮了小手。十年別離，向振熙既當母親又充當“父親”，白天紡紗，夜里教子女識字。洪災那年她分糧救荒，鄰鄉老乞丐記住了這位面容清瘦的女子。楊開慧后來回憶，這些細節像釘子，一點點把自己釘進了革命的路。

1918年，全家北上。北大紅樓里，毛澤東經常揣著一本《民報》借故來訪。客廳熱茶初上，向振熙遞碟花生時，隨口問：“小毛，湖南腔可別丟啊。”一句玩笑，卻讓初到北京的青年倍感親近。楊開慧在父親靈前許愿，要同這位來自韶山的師兄并肩。向振熙默許，還悄悄拿出丈夫友人湊出的“奠儀”——那是家里最后的積蓄，被女兒轉給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錢不多，卻解了燃眉。

長沙清水塘婚禮極簡，兩把藤椅、一盞煤油燈、六塊銀元的桌面。鄉鄰后來打趣：“那頓飯，吃出三座豐碑。”向振熙沒去現場，卻在板倉親手給女兒縫了藍布包袱，里邊放著一雙手織布鞋。她知道，真正的艱難才剛開始。

1927年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罩住湘贛線。毛澤東外出，楊開慧暗轉多處，三個孩子交給外婆。棉花坡夜深風大，向振熙常抱著幼子輕拍，口中低念：“別怕，娘在。”1930年10月，叛徒告密，楊開慧被捕。獄中審訊官威逼利誘，回答只有三個字：“不知道。”行刑前她托人帶信，“勿告母親，讓她好好過年。”消息還是泄露。向振熙聽完，只說了一句：“好女兒。”

三兄弟隨后輾轉上海、蘇北，向振熙孤身留鄉。幾年間她在祠堂前擺設家塾，教村童識字算術；無人時便坐在楊開慧衣物前發怔。有人勸她入城避難，她搖頭：“樹有根，人有義。”直到1949年，長沙和平解放。省里派專車迎接，她才踏出板倉老屋，臨行用手摸了摸門框，輕聲說：“回頭再見。”

1950年，毛岸英帶著父親的囑托回來。祖孫一見面，先是愣神，隨即熱淚。老人摸著外孫肩膀，嗔怪道：“長這么高，也不提前寫封信。”飯桌沒開席，岸英堅持先去給母親和外公掃墓。返京前，向振熙只提一個要求：借舊幣十萬，還鄉親帳。岸英當場答應。誰都沒料到，這成了他們最后一次相聚。

朝鮮戰場的炮火帶走了毛岸英。官方電報沒有送到板倉，毛主席也遲遲未告知岳母。每逢生日，她總推遲開飯，說外孫會來。“站著等，腳不累。”她這樣對兒孫解釋。毛主席只能加倍寄去生活費和信件，盡可能給予精神安慰。

1960年，老人九十壽辰。楊開慧堂妹帶去主席賀禮兩百元，向振熙收下后，轉手捐給村里新建的水渠工地。她說：“修渠，來年稻子壯。”話很輕，卻讓在場干部心里一震——這位老人仍把他人冷暖放在前頭。

兩年后病逝，棺木從營盤街抬出，雨絲剛停，巷口已經站滿自發前來的市民。有人描述那副場面：挽聯簡單，花圈樸素，唯有走在最前列的碑匾顯眼——毛主席手書《蝶戀花·答李淑一》。落款“澤東”二字，比任何華麗辭藻都沉甸甸。

安葬禮結束，毛主席又寫信叮囑楊開智夫婦，不必北上謀職，工作應由湖南根據能力安排。外人不解，他解釋：“親是親，政是政。”這種分寸感，讓很多想搭順風車的人知難而退。

如今，棉花坡的竹林依舊茂密。兩座并排的墓，一小一大。石碑上那首“我失驕楊君失柳”的詞，既寫給烈士楊開慧，也寄給那位忍痛活完余生的普通母親。向振熙沒進過廟堂，也沒拿過槍，卻在民族最危急的歲月里，以一己柔肩撐起了三個家——娘家、婆家、以及革命的家。她的選擇，讓“我們兩家是一家”這句話不只是一紙家書，而是一段活生生的時代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