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晚年直言：要不是黨和毛主席寬宏大量，哪還有我啊

1962年，在武漢東湖賓館的會議室里。陳昌浩用雙手撐著講臺站了起來。他面對著滿屋曾經是紅四方面軍的部下。突然彎腰鞠了一個躬。當年指揮千軍萬馬的總政委，這時聲音哽咽著說：兵敗祁連山的事情，我實在是有責任……話還沒有說完，臺下站起來一個獨臂將軍喊了一聲老政委，全場頓時響起壓低的抽泣聲。這時陳昌浩卻突然挺直腰板，像當年做戰場動員那樣提高聲調說：可是黨沒有拋棄我，毛主席說‘改了就是好同志’，這句話我記了二十六年！。

若要說明這番坦白的分量，首先得說一說1937年春天的抉擇。西路軍在祁連山敗退的時候，陳昌浩原本是能夠和徐向前一起突圍回延安的，但是因為嚴重的胃病而留在民間養病。有一份檔案記載了他當時的糾結情況：當他在甘肅老鄉但復三家中藏匿的時候，他每天清晨朝著東方站立著，不停地念叨著中央在延安這幾個字。身體處于流亡狀態而精神卻向往歸航，這樣的拉鋸狀態，比他所指揮過的任何一場戰役都要難受。

我認為最能體現毛主席寬宏大量的是1952年陳昌浩從蘇聯回國時的安排情況。劉少奇親自前往北京站迎接他。中央編譯局副局長這個職位不像過去那樣顯得威風，但很適合他俄語好的優勢。有一次在政協禮堂遇到周總理，總理開玩笑說：你現在翻譯《列寧文集》，比帶兵的時候要文雅很多。這種舉重若輕的化解方式，比嚴肅的談話更能夠消除彼此之間的隔閡。

陳昌浩的自我救贖包含著譯者的偏執。他在校訂《斯大林全集》的時候，遇到“投降主義”這個詞的譯法，堅持要加注說明是放棄原則的妥協。編譯組的年輕人們笑話他迂腐，他嚴肅地說：“我在莫斯科吃黑面包的時候，就因為理解錯半句話多掃了兩年雪”。他這種將翻譯當作戰場的精神，和他西路軍失敗之后堅持向中央寫檢討報告的態度是相同的。

歷史評價存在具有辯證性的內容是值得人們去琢磨的。在1961年審閱《紅四方面軍戰史》初稿的時候，陳昌浩堅定地要求把張國燾親信的相關表述刪掉，將其改成執行過錯誤路線。有編撰成員小聲說著這是換湯不換藥，陳昌浩指著鄂豫皖蘇區地圖進行反問：你說四方面軍戰士用鮮血染紅的大別山，會是張國燾的私產？他對于歷史復雜性的尊重，或許就是他晚年徹悟的一種體現。

真正的寬恕體現在細節之處。徐向前元帥邀請他參與紅四方面軍老戰士的聚會，還專門把主位讓給他就座。在吃飯的時候，有人提及包座戰役，徐帥馬上接著說：那個時候昌浩同志決定用三十軍來打伏擊，確實是膽子大而且心思細致！這種刻意對西路軍進行淡化、突出早期功績的體貼行為，比組織所給出的結論更能讓人內心感到溫暖。

現在翻閱他在1965年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全文都把自己當作逃兵來稱呼但是沒有怨懟之情，提到寬大處理有四次，還細致地標注了俄文參考文獻。這種表達融合了罪疚感和學術習慣，是這位悲劇人物晚年的精神切片。既以翻譯家的嚴謹來解析歷史，又以政治犯的虔誠來懺悔過錯。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陳昌浩遇到懂得廢物利用的執政黨是他的幸運。讓他去編寫《俄華辭典》，這如同將走錯路的駿馬拴回書齋批注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的時候，他寫下關于戰略失誤代價的眉批，這又何嘗不是對他自己人生的一種注解？就像他臨終前對護士所說的那句話：我這本舊日歷能夠翻到新中國的章節便是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