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銅陵 | 夏商周“金道錫行”

前文《尋覓璀璨銅業史》，就銅陵為“商周青銅故里”，簡要闡述了古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青銅銘文印證，銅陵乃為夏商周“金道錫行”南銅北貢東線的起點，內容稍顯粗淺，還有很多疑問沒有解惑。今以此文，綜合考古發現、學界研究與史料記載，從“金道錫行”的記載、“金道錫行”的線路、“金道錫行”的“金”、“金道錫行”的“錫”、“金道錫行”的朝代、“金道錫行”與銅陵等六個章節，就“金道錫行”做一個更深入的研究和闡述，希望能回答一部分讀者的疑惑。自己學識尚淺，如有疏漏和錯誤，敬請方家指正。

“金道錫行”的記載

青銅銘文記載。最早明確記載“金道錫行”這一專有名詞的是春秋早期的“曾伯桼簠（fǔ）”銘文。“曾伯桼簠”原被清代金石學家陳介祺所收藏，現存國家博物館，國家一級文物。其銘文：“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元武，元武孔黹（致），克狄（逖）淮夷，印（抑）燮繁湯（陽），金道錫行，具既卑（俾）方。余擇其吉金黃鑣（鋁），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賜之福，曾伯桼段（遐）不（丕）黃耈，萬年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享。”明確記載“金道錫行”，并闡述平定淮夷、控制繁陽，確保運輸暢通。“曾伯桼簠”實證了“金道錫行”的存在。

“曾伯桼簠”及其銘文

曾伯桼，是春秋早期曾國的王侯。曾國，是西周至春秋時期周王室在江漢地區分封的同姓諸侯國，核心統治區位于今湖北隨州、京山一帶，正處于周王朝控制南方“金道錫行”、管控淮夷與荊楚的戰略要地。“曾伯桼簠”的銘文不長，但很清晰地記載了這一歷史。2016 年至 2017 年，湖北省再次對蘇家壟遺址進行考古，發現曾伯桼及夫人墓，并出土多件刻有“曾伯桼”銘文的青銅器，其中一件“曾伯桼壺”銘文：“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犀，克狄（逖）淮夷，余溫恭且忌，余為民父母。唯此壺章，先民之尚。余是楙是則，允顯允異。用其鐈镠，唯玄其良，自作尊壺，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錫(賜)害(匄)眉壽，子孫永寶。”與“曾伯桼簠”銘文內容極為相似，都記載了“克狄淮夷”，雖未明確提到“金道錫行”，但也相互呼應，印證了“金道錫行”的真實存在。

“曾伯桼壺”及其銘文

與前文《尋覓璀璨銅業史》所述，存世西周時期的“翏生盨（xǔ）”“師寰簋（guǐ）”兩件青銅器的銘文，也有關于“征淮夷”、“俘吉金”的記載，這也與“曾伯桼簠”的記載形成相互印證。這些青銅銘文充分說明：古代淮夷之地，盛產金（主要是銅）、錫，中原王朝通過征服，迫使其進貢，而開辟的運輸通道，即為“金道錫行”。

相關典籍印證。除青銅銘文外，春秋以來的相關典籍雖未明確提到“金道錫行”這個專有名詞，但其核心內容征服淮夷、南金北貢等均有記載。其中，最早的傳世文學古籍《詩經》，其《魯頌?泮水》篇就記述了魯國征服淮夷、淮夷獻金之事，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最早的傳世歷史古籍《尚書》，其《禹貢》篇講述夏禹以來的貢賦制度，其中就記載古揚州、古荊州“厥貢惟金三品”，并指明古揚州進貢的線路為“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古荊州為“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雖未點明“金道錫行”，但其內容正是對“金道錫行”的實際描述。

《尚書?禹貢》關于古揚州、古荊州貢金三品的記載

“金道錫行”的線路

線路概況。2024年2月27日《中國民族報》刊發的文章《“金道錫行”：探尋商周時期的“三交”歷史》認為：通過考古發掘、文獻整理、鉛同位素分析等綜合性研究方法，學界對“金道錫行”的運輸路線基本達成共識，認為其運輸主干道有兩條：一條為江漢間的路線，沿漢水之東及隨棗走廊，經南陽盆地，到達洛陽或西安，或者自鄂東南穿越桐柏山至大別山的“義陽三關”等隘口，經信陽到達洛陽；另一條為江淮間的路線，沿皖南一帶，北過長江，經江淮及淮河中上游地區，到達洛陽及中原地區。此文所述“金道錫行”的運輸線路，比較契合《尚書?禹貢》記載古揚州、古荊州“貢金三品”的線路。盡管學界還有個別爭議，但認為有江淮和江漢兩條主干線應是目前主流觀點。

商周時期銅料輸出路線示意圖

《禹貢》九州圖

典籍記載。秦統一六國后，為鞏固統治、統一思想文化而采取了一種極端措施——“焚書坑儒”，除《秦記》、醫藥、卜筮、農家經典外，其他各國史書、諸子百家著作一律被燒毀，這給后世研究先秦歷史帶來了巨大困擾。傳世《尚書》，是秦博士伏生藏于墻壁夾層，后秦亡取出，但僅剩29篇（一說28篇），漢文帝時記錄整理；漢武帝時，又在孔子舊宅墻壁中發現用戰國古文書寫的《尚書》，共45篇，比伏生《尚書》多出16篇，后經孔子十一代孫孔安國整理獻于朝廷。孔壁《尚書》為傳世《尚書》校勘提供了重要依據。《尚書》得到傳世，是不幸中的萬幸，我們才能從其《禹貢》篇中得以知曉夏商周先秦時期古揚州、古荊州“貢金三品”，有一條江南金屬北貢中原的運輸通道，即“曾伯桼簠”銘文所稱“金道錫行”。兩漢時期，司馬遷、班固均認可《禹貢》的記載。《史記?夏本紀》關于夏朝的貢賦制度基本沿襲《禹貢》的記載，古揚州、古荊州“金三品”等物資上貢線路別無二致；《漢書?地理志》相關內容基本與《史記?夏本紀》類同。

《史記?夏本紀》關于古揚州、古荊州進貢線路的記載

《漢書?地理志》關于古揚州、古荊州進貢線路的記載

重要樞紐。從目前考古發現和典籍記載看，在這條線路上，至少有3地為重要轉運樞紐。其一，就是曾國。古曾國始于商，立國700多年，處于“金道錫行”西線的“隨棗走廊”上，位置關鍵。這既可以從“曾伯桼簠”、“曾伯桼壺”等銘文得到印證；也可以從曾侯乙墓、葉家山墓到蘇家壟遺址等考古發現得到答案，大規模冶鑄遺址、成千上萬件出土青銅器，已足見其在“金道錫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19年，隨州棗樹林曾國貴族墓地M190出土曾公編鐘，其镈鐘上有段銘文：“王客我于康宮，乎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敝（蔽）蔡南門，質（誓）應京社，適于漢東。【南】方無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湯（陽）”，就清楚明了地闡述了曾國在“金道錫行”上的重要戰略地位。其二，是盤龍城。古盤龍城，在今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武漢有“九省通衢”的美譽，自古就是交通樞紐。在古代，主要以水運為主，江南鄂贛兩地銅、錫等北貢中原，必然要走處于南北交通樞紐上的盤龍城。考古發現表明，盤龍城始建于二里崗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約 3500 年左右。盤龍城遺址，是長江流域發現的夏商時期規模較大、出土遺存較為豐富的城邑遺址。遺址內有鑄銅手工業作坊等重要遺跡，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青銅器鉛同位素比值與鄭州商城一致，同時出土的兩件孔雀石鉛同位素比值又在鄂贛間銅礦的常見范圍，這說明盤龍城在“金道錫行”中可能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其三，是繁陽。繁陽，原屬古繁國城邑，繁國被陳滅，后屬陳國，在今河南省新蔡縣韓集鎮附近，處于淮水之陽，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左傳》記載：魯襄公“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魯定公六年四月吳楚大戰，楚“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古曾國出土的多件青銅器銘文都提到“繁湯（陽）”。繁陽，又稱繁揚，也是“金道錫行”上的重要樞紐，承擔著長江中下游銅、錫等金屬材料北運中原的中轉職能。古繁陽城遺址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有一把刻有“繁陽之金”的青銅劍，刃部至今鋒利。

“繁陽之金”青銅劍

《左傳》關于“繁陽”的記載

“金道錫行”的“金”

“金道錫行”之“金”，是指一種金屬，還是幾種金屬？是專指銅，還是金屬的總稱？自古以來就有爭議。

據《禹貢》記載，“南金”北貢，古揚州、古荊州所貢乃為“金三品”。何為“金三品”？歷史上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是西漢整理孔壁《尚書》的孔安國認為是“金銀銅”三種金屬；二是東漢鄭玄認為是“銅三色”，指青、白、赤三種顏色的銅。司馬遷、班固認可“金銀銅”說，《史記?平準書》載“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指出“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黃、白、赤即金銀銅”。三國時，王肅也以為“金三品”為金、銀、銅。唐顏師古、孔穎達也認可“金銀銅”說，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金三品”曰“金銀銅”，孔穎達著《尚書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銀與銅耳，故謂金銀銅也”。但也有不少贊同鄭玄的觀點，清代盧文弨《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中就認為“其釋金三品為銅三色。古者唯銅之用最廣，而以之作貢，必不責以難得之貨。孔傳言金銀銅，金銀非民間所常用也”。現代一些學者從先秦時期金屬原料的實際應用情況分析，認為鄭玄的觀點更有道理；但也有學者提出新的觀點，有人認為是“金錫銅”，有人認為是“銅錫鉛”。

孔安國《尚書傳》關于“金三品”的注解

孔穎達《尚書正義》關于“金三品”的注解

“金三品”到底是指銅，還是金銀銅或金錫銅、銅錫鉛？隨著當代考古發現和大數據的運用，鄙以為，已越來越清晰地接近真相。首先，關于金。甘肅省玉門市火燒溝遺址，大約年代在夏朝中期，距今約4000年，考古出土金耳環17枚，其中1976年首次發掘出土的齊頭合縫金耳環，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最早黃金制品；四川三星堆遺址對應的年代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遺址上出土金面具、金杖等大量金器；河南鄭州商都遺址中的商代早中期墓葬，出土金覆面、銅覆面、金泡等金器；河南安陽殷墟，也出土過眼部貼金的虎形飾及金片、金葉、金箔等金飾。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出土的金器則就更豐富。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證明我國早在夏商時期，黃金就已經使用，并且加工工藝相關精湛，春秋戰國時期使用更加普遍；而且《禹貢》反映的中原王朝征服淮夷而使其上貢，當時的“金三品”本就貴重，乃為朝廷所用，而且有嚴格等級制度，本就不是“民間所常用”。因此，“金三品”有金，是說得通的。

火燒溝遺址出土的金耳環

其次，關于銀（錫、鉛）。今有學者認為“金三品”中“白金”可能并非是指銀，而是錫。主要依據是自然界無純銀存在，需要比較復雜的的工藝才能提煉出純銀，考古發現西周之前的墓葬出土銀器極為少見，盡管火燒溝夏代墓葬出土有銀鼻飲，但純度不高，直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才有純度較高的銀器出土。而純度較高的錫器則出現則比較早，陜西寶雞魚國墓地就出土了西周早中期的錫鼎、錫簋和錫魚。從考古學角度看，夏商及西周時期的“白金”應為錫。再從青銅器的鑄造看，早期配料也主要是銅和錫，錫占有重要地位。鄙以為，這一學說有一定道理，早期“金三品”中“白金”可能就是指錫，只是到后期春秋戰國時才改為銀，而且還很有可能指銀、錫兩種金屬。“金三品”的“品”，如《史記》《漢書》中言，應指三種等級的貴重金屬。《史記?平準書》中就記載漢武帝“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至于有人從青銅器的鑄造所需配料有銅、錫、鉛，而言“金三品”其一有鉛，鄙以為乃“一家之言”。就單從青銅鑄造看，夏代（二里頭文化）多為銅錫合金，部分含微量鉛（或為雜質），直到商代早期（鄭州商城）才開始有意識添加鉛，出現銅錫鉛合金。《周禮?考工記》中記載“金有六齊”曰：“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詳細地記述了鑄造何種青銅器需要的銅錫配比，可見在當時古人的思想認識里并沒有把鉛看得多么重要，“金三品”有鉛不符合古人認知。

《史記?平準書》記載銀錫為白金

《周禮?考工記》記載“金有六齊”

其三，關于銅。“金三品”中有銅，這一點自古以來都認同，爭議在是銅占其一，還是皆為銅，如鄭玄所言“三品者，銅三色也”。鄭玄在《詩經?泮水》注疏中給出的理由是：《禹貢》記載古梁州“厥貢镠（liu）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镠，白金謂之銀”，因而“貢金銀者，既以镠、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镠、鐵、錫、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還引述《左傳》《考工記》相關記載，最后判斷“是謂銅為‘金’也”，并指出“三色者，蓋青白赤也”。鄭玄之說是否合理？結合現代考古和相關典籍記載，我們也來做一個辨析。首先，他引述《爾雅?釋器》關于“镠”的解釋，就可能不準確，《爾雅》是中國最早的詞典，成書時間跨度較大，核心編纂于戰國中后期，最終在西漢初年定型，也就是說認為“镠”為“黃金之美者”最早也是在戰國中后期。我們再看前文所述考古出土屬春秋早期的“曾伯桼壺”，其銘文記載“用其鐈镠，唯玄其良，自作尊壺”，“曾伯桼壺”是青銅器，檢測并無黃金成分，此處之“镠”實際可能是“銅之美者”而非“黃金之美者”。再者，《禹貢》與《爾雅》基本為同時期的典籍，就算《禹貢》記載“镠”為黃金，如果“金三品”是金銀銅，梁州只有金、銀而缺銅，當然不能說是“金三品”；檢《禹貢》全文“獨無銅”即判斷“金即為銅也”，邏輯也不嚴密，論證并不充分，因為如果“金三品”包括銅，也是說得通的。而實際上，《禹貢》記載古梁州“厥貢镠鐵銀鏤”，還有一個版本，早期寫作“厥貢璆(qiu)鐵銀鏤”，并非“镠”，而是“璆”，指美玉，梁州只有銀而缺金、銅，《禹貢》全文也并非“獨無銅”，也無黃金。最后，銅三色為青白赤，也值得商榷。其一，青銅主要是銅錫合金，呈現的青色，乃是銹蝕后的顏色，本色主要為黃色。其二，中國古代鑄造使用的白銅主要有三種：含錫量較高的青銅、含砷量超過10%的砷白銅和鎳銅合金的鎳白銅。如《考工記》記載的“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考古發現商周時期有此配比制作的銅鏡，其色呈銀白色；砷銅合金的砷白銅也有發現。但這兩種白銅制品數量都極為稀少，且砷白銅也很可能是因礦石自帶砷元素而非古人有意煉之。鎳白銅的冶煉溫度需要1300℃-1400℃且過程復雜，目前已知中國出現最早的鎳白銅是晉時的“云南白銅”。鄭玄認為的“白銅”應該是含錫量較高的青銅，而此類銅器在銹蝕后呈現的顏色主要是灰色系（灰黑、銀灰）。其三，赤銅是純銅，本色是赤色，銹蝕后則主要呈現綠色或藍綠色。前言“青色”乃是銹蝕后的顏色，后言“白色”“赤色”又是原來的本色，顯然不合邏輯，且“白銅”使用稀少，其地位也難以構成其中“一品”。鄙以為，鄭玄所言“金三品”皆為銅，乃是“銅三色”，論據、論證都有問題，已經不足為信。但也毫無疑問，作為夏商周“青銅時代”，銅是最主要的金屬，這也是“金三品”中有銅自古都認同的原因。

《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云南堂螂縣出“白銅”

綜上，《禹貢》記載的“金三品”，鄙以為，還是應采信《史記》《漢書》之說，乃為“黃金、白金、赤金”，在孔安國“金銀銅”說的基礎上，加上“錫”，實為“金、銀（錫）、銅”，而早期更可能是“金、錫、銅”。也因此，“曾伯桼簠”銘文所載“金道錫行”之“金”就應該專指銅。“金道錫行”就是南方銅、錫運往北方中原地區的運輸通道，銅、錫是鑄造青銅器的主要原料，黃金是貴族所用奢侈品的制作原料，也就正好與《禹貢》記載古揚州、古荊州“厥貢惟金三品”完全契合。

“金道錫行”的“錫”

“金道錫行”之“錫”，又作何解？是指金屬錫，還是指先秦時期的“錫貢”制度？若指金屬錫，錫料又來自哪里，是否也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古揚州、古荊州？自古至今，學界也有不少爭議。

“錫貢”制度。“百度百科”給出的解釋是：“錫貢”是古代中國特有的一種貢賦制度，是有別于常貢的特賜進貢形式。該制度以《尚書·禹貢》為原始文獻依據，核心特征為“待天子有令而后進貢”，與常規歲貢形成制度性區別。同時還給出后世學者對這一制度的爭議。我們查閱《禹貢》全文，實際有兩處講到“錫貢”，還有一處講到“納錫”，即古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古豫州“錫貢磬錯（磨制磬的專用磨石）”和古荊州“九江納錫大龜”。“錫貢”與“納錫”如何解釋？西漢孔安國注解為“錫命乃貢，言不常也”和“不常用，錫命納之”，認為“錫”通“賜”，古揚州的橘柚、古豫州的磬錯、古荊州九江的大龜作為珍稀物產或特殊物資，只有接到天子的“錫命”（詔令）后才納貢，并非常態化進貢。后世學者進一步解釋，“錫貢”與“納錫”都是根據“錫命”而進貢進獻，都不是日常性的進貢，只不過區別在于“錫貢”側重于按規定任務進貢，“納錫”側重于主動進獻。鄙以為，這恐也是“納貢”一詞的最早由來。顯然《禹貢》記載的三處“錫貢”或“納錫”與全文普遍記載的“厥貢（這個地方進貢）”明顯不同，古揚州、古荊州“厥貢惟金三品”乃是常貢，并非“錫貢”。東漢鄭玄把古揚州“厥包橘柚錫貢”中的“錫貢”注解為“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把“錫貢”之“錫”解釋為金屬錫。鄭玄這一觀點飽受后世質疑，比如有學者反駁，豫州“錫貢磬錯”，但豫州并無產錫的相關說法，且將“錫貢”附會于錫礦，與揚州“錫貢”橘柚的上下文語境不符，邏輯難以自洽。鄙也認為，且其言“金三品”為“銅三色”，既然有貢銅錫合金的青銅、白銅，又何要單單在別處再提貢金屬錫，顯然也是邏輯不通，要提也應是緊接著“金三品”之后。

“百度百科”關于“錫貢”的詞語解釋

孔安國關于《禹貢》“錫貢”的注解

從以上“錫貢”制度的分析看，“厥貢惟金三品”顯然不是“錫貢”，乃是古揚州、古荊州的常貢之物；“金道錫行”之“錫”也就不是“錫貢”之“錫”，而是金屬錫。由此，“金道錫行”也就不能理解為是按照天子“錫命”進貢金料的運輸通道，而是南方銅、錫等金屬材料常態化向中原地區進貢運送的通道；“行”也就不能讀作xíng,而應讀作háng，與“道”是并列關系，意義相同。

錫料來源。目前，關于“金道錫行”銅料的來源，幾乎沒有根本性的爭議，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銅陵等產銅之地與河南等中原鑄銅之地都有考古印證，但錫料的來源問題卻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困境：在夏商周鑄銅遺址中，至今尚未發現錫錠或錫礦石。先秦中原地區無錫礦開采，錫料到底來自何方？學界爭議較大。主要觀點有：云南說、長江流域及南嶺說、遼西說。“金道錫行”出現在湖北古曾國青銅銘文中，主要指南方銅錫北貢中原之路，鄙以為，“遼西說”雖有考古實證錫料可能輸入中原，但非“金道錫行”所指南錫北貢；“云南說”，通過鉛同位素分析，殷墟、三星堆等部分青銅器同位素與云南礦脈一致，存在云南錫料北貢中原的可能，但目前還未發現云南有商周時期的冶煉遺址，且云南到中原路途遙遠、山高水長，并不符合主要供給地的特征，很可能云南錫料只是補充性的“臨時供給”，而非“常態供給”。近年來，隨著考古的進一步發現，結合古籍記載，很多學者更傾向于“長江流域及南嶺說”，認為“金道錫行”的錫料常態化供應地應為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區。2022年，湖北考古新發現了西周時期的赤壁大湖咀遺址，從遺址中出土了錫扁壺（純度高達92.7%），并發現了熔煉錫渣，還有純度100%的金屬錫絲。該發現，無疑證明西周時期長江流域確有錫料，而且純度很高。這也實證了《考工記》關于青銅鑄造銅錫合金“六齊之術”的記載。再回過頭看《禹貢》關于各州上貢的物質，全篇并沒有記載哪個州上貢黃金（“镠”可能為“璆”）、錫（“錫貢”非錫）、銅，惟有荊、揚兩州“厥貢惟金三品”，夏商周乃青銅時代，銅、錫地位最為重要，“金三品”為金、錫、銅的可能性最大，也最符合當時的時代需求。同樣成書于戰國時期（可能比《禹貢》稍晚）的《周禮》，其《夏官》《冬官》篇則明確記載“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吳粵（越）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指出古揚州及吳越之地產錫。后世秦漢典籍，《史記》的《李斯列傳》篇記載“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貨殖列傳》篇記載“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鉛）、丹沙”。《史記》所載資源分布情況，應主要指先秦尤其是戰國至西漢時期，文中明確記載江南產金、錫。并且《貨殖列傳》還載“長沙出連、錫”，提到一個明確的地方，雖然錫礦量不大，但也足以說明湖南有錫礦開采而且可能歷史悠久。

赤壁大湖咀遺址出土的西周時期的錫扁壺

《周禮》關于揚州、吳粵（越）產金錫的記載

《史記》關于江南出金錫的記載

綜上分析，“金道錫行”的“錫”當指金屬錫，中原鑄造青銅所屬錫料應與銅料一樣，均主要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江南地區，云南等偏遠地區的錫料應為補充性的供給。鄙相信，隨著考古的進一步發現，終有解決根本性困擾撥云見日的一天。單就目前考古發現和典籍記載看，鄙認為，也已足夠說明錫料主要來自古之荊、揚二州，今之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

“金道錫行”的朝代

眾所周知，夏、商、周三代被稱為“青銅時代”，其中夏朝萌發、商及西周鼎盛、春秋末衰落。這個時期，正如《左傳》所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進行祭祀、發動戰爭需要青銅禮器和武器，因而鑄造青銅器自然也就成為這三個朝代的重要事務。“金道錫行”是否歷經這三個朝代？這也是值得探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夏朝初步形成。首先，從古籍記載看。《左傳》載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此記載就指出夏朝“貢金”乃為遠距離輸送。《尚書·禹貢》全面追述夏朝的貢賦制度，《史記·夏本紀》直接引用《禹貢》的記載，記載荊、揚兩州向中原夏王朝上貢“金三品”。這些古籍記載如果為真，“金道錫行”就應該起于夏代。但需要實證。可喜的是，隨著考古發現，已經證明夏朝時期我們的先人已經開始開采銅礦、冶煉并鑄造青銅器。在青銅鑄造方面，河南二里頭遺址，學界普遍認定的年代為夏朝中晚期，遺址發現了青銅鑄造作坊，并出土了爵、斝、戈等數量和品類眾多的青銅器。在銅礦開采與冶煉方面，山西中條山地區，發現的千金耙遺址、西吳壁遺址等銅礦采冶遺址，均出土了二里頭時期的采冶銅遺存；長江中下游地區，湖北大冶的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安徽銅陵的師姑墩遺址都發現了夏朝時期的采冶礦遺存。經鉛同位素比值分析，二里頭青銅器的原料來源除指向就近的中條山地區外，還指向華北北方地區和南方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且三期、四期出土青銅器中來自長江流域的銅料比例大概率呈上升趨勢。這些考古發現，與古籍記載形成相互印證，“金道錫行”極有可能從夏朝就已開始。但從目前已知看，遠距離運輸可能還不是主渠道，僅僅是補充性的。因而，“金道錫行”在夏朝可能還處在萌芽期、初始階段。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

《左傳》關于夏“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的記載

商周成熟鼎盛。從考古發現看。商至周代，長江流域的湖北大冶銅綠山、江西瑞昌銅嶺、安徽銅陵等地采礦與冶煉都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并且湖北盤龍城、河南繁陽逐漸成為南銅北運的重要樞紐。河南殷墟出土的晚商青銅器，銅料可能已主要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四川三星堆青銅器，銅料來源也有指向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銅陵等地；處于控制“金道錫行”重要戰略要地的周代古曾國蘇家壟等遺址出土大量青銅器，并且青銅鑄造技藝達到很高水平。從青銅銘文與典籍記載看。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翏生盨”“師寰簋”都有“征淮夷”“俘吉金”的銘文記載，春秋早期的“曾伯桼簠”明確記載“金道錫行”。《周禮》記載周王朝設置地官“卝（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負責礦業勘探與守護管理；設置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負責礦產的驗收與分配管理。這兩個官職，一個主礦產開采的前端管控，一個主礦產征收后的后端管理，兩者配合，體現出周代對礦產資源從開采到使用的完整管控體系，說明礦山開采與冶煉、鑄造在周王朝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兩職分設，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礦山開采冶煉與鑄造分離，是礦產資源存在遠距離運輸的現實情況需要。《詩經》記載“憬彼淮夷”“大賂南金”，則是“金道錫行”在春秋早中期的生動寫照。

《周禮》關于夏“卝人”“職金”的記載

春秋末期衰落。春秋時期，隨著幾個諸侯國的日益強大，中央王朝逐漸失去對諸侯國的控制，特別是到了春秋末期，禮崩樂壞，諸侯國連“尊王攘夷”的表面文章都不做了，夏商以來向中央王朝進貢的貢賦制度也走向瓦解。特別是公元前 594 年魯國推行“初稅畝”，打破井田制下土地國有、按井田征收貢賦的舊制，承認土地私有，中國封建制度開始萌芽。鐵器也在此時開始出現，并日趨被廣泛運用。尤其楚國的崛起和強大，控制了長江中下游的銅等礦產資源的核心區域。到春秋末期，建立在貢賦制度和青銅時代基礎上的“金道錫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戰國中晚期，隨著商鞅變法、封建社會的形成和鐵器的廣泛普及，“金道錫行”最終成為歷史。

綜上，鄙以為，“金道錫行”是歷經夏、商、周三代，也就是中國“青銅時代”，因為中原銅、錫等礦產資源不足，不能滿足鑄造青銅器的需求，需要從南方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遠距離輸入的一種運輸模式，或者說一條遠距離運輸通道、線路。它是建立在奴隸制社會中央王朝實施的貢賦制度、等級制度、禮樂制度，生產工具還局限在青銅器，鐵器還未被發現和廣泛使用的基礎上。隨著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發展、文明制度的進步，“金道錫行”必然沒落。以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為標志性事件，中國社會又開始出現了一條十分璀璨的貿易之路：“絲綢之路”。

“金道錫行”與銅陵

安徽銅陵，被譽為“中國古銅都”，采冶銅的歷史超過3500年，是我國古代長江下游地區的核心產銅區。根據古籍記載和現代考古發現，銅陵都與“金道錫行”緊密相連。學界普遍認為，銅陵應是夏商周“金道錫行”東線——江淮通道的起點。

青銅銘文與典籍記載。依據上文，無論是“翏生盨”“師寰簋”“曾伯桼簠”“曾伯桼壺”青銅銘文，還是《尚書》《詩經》等古代典籍，“金道錫行”之銅、錫等鑄造青銅器的金屬原料都指向一個地方，就是“淮夷”、古揚州，而且是南方區域。銅陵正處于淮夷之地、古揚州的南方地區，地理位置與青銅銘文、典籍記載非常符合。秦漢后實行郡縣制，銅陵地區屬于丹陽郡。漢武帝在丹陽郡設唯一“銅官”，管理銅的開采與冶鑄。而丹陽郡產銅的核心區就在今銅陵地區，鄙在《漢置銅官千載名》一文中有過詳細論證和闡述。南北朝時宋朝裴骃的《史記集解》、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均直接注“赤金”為“丹陽銅”；存世與出土的漢代銅鏡上也常刻有“漢有善銅出丹陽”的銘文。可見，銅陵在秦漢時期銅的采冶是舉足輕重，毫無疑問是全國的主產區。歷史總是有延續性的，更何況以古代的勘探與采礦技術，銅陵采冶銅地位不可能是一時突然出現的，由此上溯到商周時期甚至整個中國“青銅時代”，必然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征淮夷、俘吉金”、古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等記載指向銅陵，銅陵為“金道錫行”東線起點，是可信的、合理的。

《史記》注解“赤金，丹陽銅”

考古發現印證。近年來，隨著考古的進一步發現，銅陵在中國“青銅時代”扮演的重要角色越來越清晰明了，“千年古銅都”的歷史地位也日益得到確證。位于銅陵市義安區鐘鳴鎮長龍村的師姑墩遺址，將銅陵的采冶銅的歷史上溯到夏末的二里頭文化三、四期，距今約3600年左右。銅陵及周邊還發現了始于西周時期的大工山——鳳凰山古采礦遺址、夏家墩遺址、木魚山古冶煉遺址等眾多青銅采冶遺存。與老銅陵隔江相望、今屬銅陵市域的樅陽地區，近年來發現的湯家墩遺址、陳家山遺址，不僅出土了西周時期的饕餮紋青銅方彝，還發現了商周時期的青銅冶煉遺存。殷墟、三星堆等出土的青銅器，據科學檢測分析，銅料來源也有指向銅陵。這些考古發現清晰地表明，在夏商周“青銅時代”，銅陵不僅是淮夷之地的核心銅礦產區，而且已掌握成熟的冶煉、鑄造技術，可制成便于運輸的銅錠等，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通過江淮通道運往中原等地。在“金道錫行”的運輸與產業體系中，銅陵銅礦開采與鑄造冶煉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一環。銅陵為“金道錫行”銅料運輸東線的起點，這一結論是立得住的。至于錫，結合史料記載與考古實證來看，銅陵歷史上并不產錫，現在也沒有錫礦開采，民間流傳的“銅陵八寶”之“金銀銅鐵錫”或許只是為了順口遵循“五金”口語習慣添加了“錫”，又或者是把“鉛”誤認為是“錫”。夏家墩、陳家山等遺址上出臺的含錫青銅器，經檢測，錫料可能由江西等外地輸入，而并非來自本地。因而，嚴格地講，銅陵應該是“金道錫行”東線“金道”的起點。

銅陵夏家墩遺址出土的紅銅渣

銅陵木魚山遺址出土的冰銅錠

結語

毫不夸張地說，“金道錫行”乃是支撐整個夏商周“青銅時代”的大動脈，南方富足的銅、錫資源源源不斷輸入中原，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交相輝映，推動著中華文明在神州大地璀璨綻放。銅陵，一座長江下游的小城，以其得天獨厚的銅礦資源，在中華“青銅文明”的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如今的銅陵，銅產業、銅工業仍是立市之本，也有著“當代銅基地”的美譽，銅陵有色集團公司是世界500強、安徽第二大企業、綜合實力穩居國內銅工業前三。“立足銅、延伸銅、不唯銅、超越銅”，新時代新征程，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銅陵再出發，必將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道路上續寫新的輝煌。

（以上論述與觀點，歡迎批評指正）

作者：徐達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