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杜甫文學獎，頒給這座長河般的村莊

為大地立傳，與杜甫同在

12月15日，2025年杜甫文學獎在河南鞏義揭曉，梁鴻的非虛構作品《梁莊十年》獲得散文與非虛構獎。

這場文學之夜的主題——“在大地之上”，道出了扎根現實的杜甫精神，也似乎在訴說：文學創作唯有立足大地、源于生活，才能擁有真正的生命力。

頒獎現場

《梁莊十年》授獎詞：

作為“梁莊”系列的收官之作，梁鴻的《梁莊十年》超越了前作對鄉村裂變的痛切揭示，轉而進入一種更為沉靜、綿長的生命觀察。作者以深情而克制的筆觸，持續追蹤那些熟悉人物的命運流向，通過記錄看似微小的、日常的、循環的生活細節，中國鄉土社會內在的韌性、人倫的溫度以及普通人在時代變遷中生生不息的力量得以浮現。梁鴻不僅是在為一個村莊立傳，更是在為飛速發展的時代，打撈并珍藏一份關于“人”的、飽滿而可信的精神檔案。作者以學者之思與赤子之心，將“梁莊”從一個地理坐標，淬煉為一個深刻的文化符號和情感共同體。它告訴我們，真正的非虛構力量，不僅在于忠實地記錄苦難，更在于堅定地見證尊嚴、發現希望。鑒于此，特授予梁鴻作品《梁莊十年》杜甫文學獎散文和非虛構獎。

梁鴻：

首先非常開心能夠在河南鞏義得這樣一個獎，非常意外，最意外和誠惶誠恐的是和杜甫先生有了一點關聯。我想，什么是杜甫精神呢？可能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杜甫的精神已經嵌入我們的血肉之中，他的詩歌美學、心靈形態以及精神方式，已經成為我們內在精神的一部分，成為我們對生活的態度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杜甫，都有一種關于中國社會、中國生活、中國老百姓的，非常微小但卻認真、非常真摯也具有歷史性的發現的時刻。所以對我而言，能和偉大的杜甫有一點關聯時，我非常開心。杜甫用他的文字、他的詩歌，讓我們看到那個時代中國最普通的老百姓和他們的生活，他用獨有的文字和美學的形態把他們留在后世的中國人心靈深處。當我站在梁莊的村頭，看到那里的房屋、道路和河流，看到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故鄉親人的時候，在那一刻，我感覺自己觸摸到了一千二百年以前的杜甫的心靈，我們在共同關注同一片大地、同一個人。

所以對我來說，非虛構寫作和現實主義精神，可能是一種行走、發現和熱愛。我想，杜甫輾轉在中國的大地上，經歷了戰亂，看到了絕美的風景，也看到了每一個微小的人，所以寫出了那么偉大的詩歌。對我而言，行走可能是一種發現。我喜歡背著背包走在大地上，去面向未知的生活，我希望發現生活、發現人、發現自己。在這樣一個發現的過程中，非虛構寫作的作者是低于生活的，我沒有統領生活的能力，但是我愿意去發現生活。現實并非是平攤在我們面前，它需要我們的眼睛、我們內在的思想，也需要我們的事業。所以我想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發現、我的寫作、我的行走，都是我試圖跟這片大地“同在”的一種最大的努力。我也希望通過我的寫作和我的行走，和一千二百年前的杜甫先生做一種微小但卻堅定的呼應。

為一座村莊書寫一部長河般的生命史

“梁莊是河南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村莊，全中國有無數個這樣的村莊，但這些村莊都有同一個中國”，一位豆瓣讀者這樣寫道。

《梁莊十年》的沉靜與綿長，只有在“梁莊三部曲”的完整記錄中才能全部顯現。這部長達十余年的非虛構寫作，是一個視角不斷內化、思考持續深入的過程。《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每一部都標記著梁鴻觀察與思考的階段性坐標，它們共同綿延成一條作者眼中動態而立體的故鄉生活長河。

《中國在梁莊》——從鄉村理解中國

2008年，梁鴻以“出走者”與“歸鄉人”的雙重身份重返河南穰縣梁莊，歷時五個月的調查與走訪，還原了梁莊近四十年的變遷史，將農村在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中經歷的變遷和面臨的現實危機呈現在人們眼前。

青壯年人口常年流動，農村整體失去活力；家庭教育不健全，農村教育困境重重；工業的侵蝕下，農村的經濟和生態面臨嚴峻挑戰……

梁莊的改變深深刻進了鄉鄰不斷向前的日子里。那是故鄉，可又是那樣陌生；那是中國已經或者正在逐漸消失的數十萬個村莊中的一個。通過《中國在梁莊》，村莊的過去與現在，村莊所經歷的歡樂與痛苦、所承受的悲傷都慢慢地浮出歷史的地表，人們由此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鄉土。

《出梁莊記》——進不去的城與回不去的家

2012年，繼《中國在梁莊》之后，梁鴻將視線從故鄉村莊延展到散落全國的梁莊人。她走訪多座城市，追蹤百余位外出務工的親人、鄉親，記錄他們在城市邊緣的遷徙、掙扎與沉默。

“我想把他們眼睛的每一次跳動，他們表情的每一次變化，他們軀體的每一次搖晃，他們呼吸的每一次震顫，他們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過的路和所度過的每一分一秒都記錄下來。我想讓他們說，讓梁莊說。”《出梁莊記》講述了走出故鄉的梁莊人去了哪里、靠什么生存，他們與所在城市之間保持怎樣的關系，他們的生活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出梁莊記》與其他講述打工者的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它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選擇了一個他們曾經的共同體——村莊。進城的打工者并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原子化的“個體”，在他們身上負載著厚重的歷史，復雜纏繞的相互關系，以及傳統而頑固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進城是一個離散、漂移的過程，但同時，鄉村與傳統也深深地銘刻在他們內心，潛在地支配或影響著他們的生活。

《梁莊十年》——長河邊的故鄉與日常

本次獲得杜甫文學獎的《梁莊十年》，是“梁莊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

十年間，梁莊的面貌發生巨大變化，梁莊人也在時代轉折中迎來各自不同的命運：想要做一番大事業的萬敏，在北京漂流許久之后返回故鄉的梁安，唯一一個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學軍，吳鎮的第一個千萬富翁秀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鄉，一些人則遭逢了意想不到的變故。時間飛逝，站在他鄉與故鄉、夢想與現實的十字路口，少小離家的人們又將何去何從？

在這本書，梁鴻也穿過偏見與歧視，傳遞梁莊那些“消失的女人們”最真實的聲音。“女孩子們就是一個‘芝麻粒兒那么大一個命’，撒哪兒是哪兒，地肥沃了，還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久別重逢，女人們暢談她們從小到大面臨的種種不為人知困境：家暴、偏見、歧視、流言蜚語……“我想把她們聚攏在這本書中，讓她們重新在梁莊的土地上生活，盡情歡笑、盡情玩耍。”

在《梁莊十年》的最后，梁鴻描寫了一群孩子吃飯的聚會，嘰嘰喳喳的孩子們充滿了生的活力。這座中原的小村莊，雖然飽含著疼痛，但又充滿著希望。

非虛構寫作——低于生活，又將生活托舉

從《中國在梁莊》到《梁莊十年》，屢獲殊榮的“梁莊三部曲”遠不止是一部被大眾所喜愛的文學作品。“百年之后如果有人想看一下中國當代的村莊，我想梁莊是可以的。”正如梁鴻所說的，非虛構寫作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打撈那些可能被忽略的地方，用非虛構的方式，給被遺忘、被忽略但又充滿價值的東西留下一份歷史的底稿，留給后來的人們紀念和反思。

“非虛構寫作的作者是低于生活的。”梁鴻反復提及的“低于”，是寫作者觀察的姿態，也是文本與現實的關系。

梁鴻

一次次返回梁莊，與鄉親們同吃同住，傾聽他們的喜悅與哀愁，梁鴻的寫作來自田間地頭的閑聊、深夜火爐邊的傾訴，來自對一條河流、一座老屋年復一年的觀察。處在這些時刻的梁鴻，仿佛又變回一個小女兒，站在那個龐大而陌生的現實的低處。

但當她把這些被忽視的角落重新擦亮和記錄，文字又成為了現實的載體，托舉著許多個普通人的生命歷程，托舉著那些“微小但卻認真、非常真摯也具有歷史性的發現的時刻”。“梁莊三部曲”替我們發現了那些復雜的、隱蔽的、在高處的現實，又深刻地關懷著每一個具體的人、每一段普通的生活。

這不是遙遠的鄉村故事，而是我們所有人來處的鏡子。

附：“梁莊三部曲”總序

梁鴻：我與梁莊的距離越來越近，也越來越遠

梁鴻/文

2013年秋天，寫《艱難的“重返”》時，我是在美國杜克大學的圖書館里。至今仍記得圖書館對面那個孤懸又絕美的教堂塔尖，每寫幾行字，我就忍不住抬頭望向它。它當然一直在那里。塔尖直伸向天空，纖細、自在，又充滿力量，塔身上的磚紋依稀可見，繁復華麗。大朵大朵的云浮在藍天中，一動不動，好似永遠在那兒，從來如此。

當時我是應雜志之約，對自己前后五年寫作“梁莊”的過程做一個回顧。這一邀約來得非常及時。到美國的一個月，我其實無所事事。無論是坐在房間里，還是在大學圖書館里，我都無法找到內在的支點進行閱讀和寫作。這不單單是因為身處異國他鄉，也與2012年底完成《出梁莊記》之后我的空虛狀態有關。

遠行并沒有讓我獲得寧靜，相反，那一絲空虛猶如細細的顫音，和孤懸的塔尖遙相呼應，盤桓縈繞。時間很慢，一些未曾被意識到的，卻極為重要的東西逐漸回到心里。

誰又能想到，十多年之后，仍然是遠行，這一次到了另外一個國家的一個城市。在朋友邀約之下，我開始對自己寫作三部“梁莊”的這十幾年做一個回顧。

幾乎是一種重復。時間沒有向前，而是不斷回旋，以同樣的方式、同樣的思維方向又回到原點。

此刻，窗外天空寥廓悠遠。城市的屋頂此起彼伏，掩在高高低低的綠樹之中，看不到陽光，卻能感受到灰云內部所包含的光線。突然間，陽光躍出云朵，那一座座屋頂像被一雙大手撫過，霎時間明亮耀眼、清新芬芳，花朵、樹葉、枝干栩栩如生，猶如神啟，所有事物內部的核心在陽光的魔法下復蘇，生機勃勃。

這讓人困惑。我是怎么來到這個地方的？是什么樣的命運，什么樣的可能帶我來到這個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全然陌生的，卻又似乎必然和我的生命發生某種聯系的地方？

無論是思想還是行為，出走、遠行都是一種象征，既為了更清晰地界定你曾經“在”的地方，也是在擴張自己思想的邊界，以更準確地理解那個曾經的“在”。只是，我沒有想到，對我而言，有一天，“北京”也成了一個象征性的存在，成了遠方的家。這多重的遠離，讓“梁莊”成為內核中的內核，“在”中的“在”。

我希望能真的走進它。

自非虛構寫作在當代中國產生影響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現在，作為一種文體的“非虛構寫作”已經被大家熟悉，這和2010年前“非虛構”無人所知的狀況截然相反。當年，我把“梁莊”的稿子給了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李敬澤老師，一點都不知道他要放在哪里發表，而放在“非虛構欄目”發表獲得社會的廣泛反響之后，李敬澤老師一再表達，他自己也很意外。也正是這個契機，作家、評論家、媒體、大眾等幾種合力一起開始了一系列幾乎是補救式的創作實踐和概念完善。綜觀這些年的爭論、批評和創作傾向，會發現，大家都急于拿一個現成的概念——不管是歐美已有的還是其他學科領域的——來界定“非虛構寫作”的形式、邊界和內涵，評判大于討論，確定性大于擴張性，完成性大于未完成性。這對“非虛構”這樣一個在中國還過于年輕的文體而言，似乎有點過于急躁。并不是說不需要去定義概念，而是，在它的創造性還沒有被充分發掘，好的文本和表達還沒有真正出現時，就過于強調它的確定性和邊界性，會不利于這一文體的真正發展。

我很認真地研究大家對我的批評：《中國在梁莊》里面的情感過于清淺，過于強烈，以至于遮蔽了人物自述部分。這是對的。我在《出梁莊記》中做了一些調整，但這些調整并非出自它要符合“非虛構寫作”的規范，而是因為我確實覺得要保持一些距離。我對那些基于我不符合“非虛構寫作”要求的批評并不認同，我認同我的寫作有問題，但它的問題不在于它沒符合那一要求。

其實，我很懷念我寫《中國在梁莊》時的狀態。完全內化的寫作，我全部身心想的只是怎么樣更好地傳達我想要傳達的，我不知道“人物自述”以那樣的方式放在文本內部有沒有先例，我絲毫沒想到要擔心這一點，我只是在努力面對“梁莊”本身，努力去呈現“梁莊”。我喜歡這樣的純粹。知識的邊界、概念，都是日常所要關注的東西，當面對寫作對象時，它們只是土壤，是冰山下面的那一部分。

十幾年之后，我作為一位讀者再來閱讀《中國在梁莊》時，仍然會被其中某些情感所震動，那也是當初我的震動。我保留了這些，其實也是保留了最真摯的一部分。我想，之所以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讀者讀《中國在梁莊》會受觸動，可能也有這部分原因。這些是雙刃劍。它們是《中國在梁莊》的缺點，但沒了這一點，“梁莊”還是“梁莊”嗎？可能，早已被塵封到時間內部了。

我想表達的是，在真正開始寫作之時，一個寫作者也許要學會做減法，別考慮批評家的評價、同行的評價，別考慮經典的同類是什么樣子。你考慮的只應該是：你要怎樣更好地呈現你的寫作對象。你要調動你的全部精力去應對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

經歷了十年時間，寫了三本“梁莊”，如果說我完全不受名利的影響，完全沒有因為某些批評和建議去改變自己的寫作，那可能有點虛偽。我想要寫出更好的作品，這個“好”字當然包括希望得到同行和批評家的認同，希望得到讀者的認同。從負面來看，這會使我迎合一些東西，但從正面來看，它讓我更加嚴肅地對待我所書寫的生活和表達的形式，我希望它們能夠留下來。我喜歡自己有這樣的野心。一想到有可能二十年、三十年后還有人會去讀“梁莊”，我就躍躍欲試，想立刻拿起筆，去寫作，去感受梁莊里的每一個人和湍水里的每一種植物。

如大家所見，《梁莊十年》的敘事方式和角度有所變化。我在努力探尋非虛構文體的邊界。一個概念的產生、發展和最后相對的固定，需要具體的文本支撐。好的文學一定要有開拓邊界的能力。有批評家認為《梁莊十年》有點像小說，敘事性過強。我想要強調的是，對我而言，《梁莊十年》是非虛構文學作品，甚至，它比前兩本書都更加“非虛構”。因為在這本書里，我試圖關注那些低入塵埃的細節和存在，這些，在大敘事里面，往往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并不是在一種輕松隨意的心情下進行的寫作，相反，它是在經過更加細致地琢磨之后的書寫。書中的敘事性并非為了講故事，而是為了讓現場更加具有多向性和復雜性。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層面。《梁莊十年》之所以如此日常化、細節化，最重要的一點是，我的心態變了。

寫作《中國在梁莊》時，我是第一次以一種思考狀態回到梁莊，第一次去凝視具體的梁莊和梁莊人。我之前也認識他們，但從來沒有認真凝視過他們，這些就在我身邊的親人，我好像是第一次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和生命中最沉重的時刻，我好像突然意識到我童年生活過的村莊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這樣的心態下，《中國在梁莊》中的“事件”大于“日常”。我著重于書寫梁莊人生命中的“震驚”時刻，五奶奶的孫子被淹死，堂伯的喪禮，春梅的自殺，村莊小學變為豬場，扎根在湍水里的挖沙機，等等，那些“震驚”時刻無一不攜帶著大的時代痕跡。我想，這是一個初次“踏入”中國鄉村社會的人都會有的震驚，你會驚訝于它內部的復雜性。新生與廢墟，傳統與現代，它們以極為矛盾的方式鑲嵌在古老的中國大地內部。

這是我寫《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時的內心。我常常震驚于梁莊身上變形了的“時代性”，它完全破碎于梁莊古老的灰塵和泥淖之中。我也常常震驚于梁莊的“整體性”，當沿著梁莊人的足跡在中國大地上行走時，我意識到，所謂“結構性變遷”這樣的詞匯簡直太蒼白了，它讓無數農民的跋涉、尋找，無數家庭的分離、想念，無數種遭遇，變為一個冰冷的集合性陳述，“個體”不見了，只有路途上背著行囊艱難行走的“群體”，他們被作為一個符號敘述。

在這樣龐大的“時代”和“整體”面前，我幾乎有些迷失。我把自己放進去太深了。讀者也被我的情感帶進去了，他們執著地問我：“那該怎么辦？”他們看了兩本“梁莊”，既為之感動，又非常不滿。“那該怎么辦？”他們大聲發問。在幾乎每一場公開活動上，我都會被這樣大聲提問。

“那該怎么辦？”剛寫完《出梁莊記》的那一年，我也特別糾結于這一問題。我重新回到老家，沿河行走，我加入鄉村建設的團體，去跟著他們做各種活動；我回到老家，試著和政府部門打交道，看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我看到更多的難題。我看到鄉村改變的艱難，看到大家的迷茫，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人微言輕。我不知道怎么辦。另一方面，在文學場內，我在面臨另一場戰爭。我深知同行和批評家的態度，“梁莊”既不是標準的非虛構作品，也不是標準的文學作品，“當社會學大于文學時，那肯定是你的作品出問題了”，一位非常優秀的非虛構寫作者非常反感讀者提問他書中所涉及的相關社會問題，他認為那是對他的非虛構寫作審美性和藝術性的否定。他的這種態度讓我意識到我處境的尷尬和某種微微的羞恥。

這真的就是一種否定嗎？我問我自己。

我該如何繼續書寫非虛構作品？如果我還要寫的話。

到今天為止，我仍然沒有找到能說服我自己的答案。我只能說，讓我感到慶幸的是，因為閱讀“梁莊”，無數的讀者想到自己的家鄉，想到自己的過去，想到有這么廣大的現實存在，他們在感受，也在思考。同時，也因為這樣的寫作，我的精神世界、思維方式在不斷生成。這就夠了。這難道不是文學應該具有的“內部精神”之一嗎？

這當然是一種自我安慰。但也只能如此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要寫《梁莊十年》。對一個寫作者而言，這樣“重復”書寫是非常危險的，也極容易被詬病。太長時間浸染在一個事物中，思維很容易被局限。時間久了，就會產生固定模式，哪怕你不斷提醒自己。

兩本“梁莊”其實已經夠了，我不是那種能夠下苦功夫去做更多實地調查的作者，我還是更喜歡書房以及書房里的生活——看書，思考，寫作，發呆。我的那張極易過敏的臉是我和現實世界之間最根本的障礙。

但是，事情從來不會按照你所想的去發展。這正是人生有意味的地方。這十幾年間，在和家人打電話時，我自然而然地聽到梁莊的一些事情，哪家娶新媳婦了，誰去世了，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學，等等。有時，也會有老鄉打電話過來說來北京了，于是，一頓飯下來，梁莊的近期新聞清清楚楚。更多的是，每年的幾次回家，我也像往常一樣，先是父親、哥哥帶著我，逐漸地，姐姐們、霞子加入進來，又有梁安、豐定，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我們在村里轉悠，聊天，吃飯，喝茶，看打牌，開心極了。從表面看來，梁莊的生活幾乎一成不變，梁莊村頭的樹也一成不變，可是，身在其中，你就會敏銳地發現，村莊北邊墓地里的墳已經侵占到路上了，村莊東頭屹立多年、幾乎成為路標的那個小房子終于徹底倒塌了，五奶奶又矮了一些，梁安胖了，霞子和前夫的關系好像又微妙起來，湍河的水量比往年夏天大了，等等，等等。

令我自己詫異的是，我始終對這些充滿好奇心。我沒有厭倦，沒有審美疲勞，每次回梁莊，我興致勃勃地回去，充滿想念地回來。實際上，我還沒有離開就已經開始想念了。每次妹妹給我打電話敘說梁莊里哪個人的故事，我立刻就想回去見到，我想和那個人一起去走親戚串朋友，想坐在他面前，聽他講自己的事情。我想請他吃飯、喝酒，陪他高興、悲傷，或者只是玩耍。

這是我完全未曾想到的。

我仔細想了想，也許，令我如此充滿好奇的原因，是未知性，是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的時間的前行，是必然的老去和新生，是連主人公自己都不知道的未來的人生。其實，無論身處世界上哪一個角落，每個人都在這人生的舞臺上完全不可逆，完全不可預料。所不同的是，因為我持續的書寫，“梁莊”的舞臺性變得鮮明。我想看梁莊里的每個人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徑，想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會把湍水帶往哪個方向。

生命的變化、時空的變化從未以如此細微卻又清晰的方式被顯現出來，它是如此豐富，如此復雜，充滿美感和幽深的意味。

也正是在這樣持續的觀察中，一些更為深層的存在被一點點發現。我常常說，“非虛構寫作”中的現實并非就是描述一種現實，就好像有一個現實不言自喻地放在那兒，誰來寫都一樣。不是這樣的。非虛構中的現實包含著“發現”，因為現實有著無窮無盡的內部。就像在寫《梁莊十年》第二章時，我突然發現前兩本書中很多女性都沒有姓名。經歷了漫長的十年，我才意識到這一點。甚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許多女性都沒有姓名，春寶娘、祥林嫂、吳媽、小尼姑，不是作家不想賦予她們名字，而是在現實生活中，她們就沒有名字。“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么，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魯迅在《祝福》中的這幾句非常簡潔又形象地勾勒出祥林嫂的“無名”狀態。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適用。

對我而言，單單意識到梁莊女性的“無名”狀態，就花費了十年。因為這一切太日常化了，日常化到我們根本忘記了這樣一個堅固的存在。這樣的集體無意識，這樣的觀念方式，在我們的文化深處，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到底有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下一個十年、二十年，我還會在“梁莊”有什么新的發現，我不知道，我很期待，我幾乎把這種期待看作一種學術上的無窮探究。

無論如何，我喜歡這樣的發現，細節的、個人性的、日常的發現。它們也許沒有前兩本“梁莊”那么宏大和整體，但是，它試圖展現生活的另一面，“外面”和“里面”，它們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時間的、空間的和歷史的梁莊。

寫作三本“梁莊”，十年，或者更久，我在變老，我和梁莊的距離越來越近，也越來越遠。“近”是因為它一直在你心里生長，你和它一起經歷春夏秋冬，生死輪回，多少人出去打工，多少人回鎮上做生意，多少人回村蓋房子，多少人回來抱孫子，來來去去，每一個人的去世都是親人的去世，每一個人的出生都是親人的出生。村后土地種的艾草有多旺，河道的水在夏天漲出多少，你都知道，就好像它就在你身邊，你就在其中。這種感覺非常奇妙。當年必然的離去成為今天更加親密的前提。它在你心中閃閃發光，不是它有多美，而是因為，它是你的親人，是你生命內部的某一部分。

“遠”是因為隨著生活軌跡的變化，我在不斷遠行，離梁莊越來越遠，離我熟悉的生活也越來越遠。就像此刻，我身在異國的房間，看著窗外層疊遞次的風景和來回旋飛的海鳥，覺得自己像是被流放到了世界的某一角落，孤懸在時間和生活之外。說到底，在內心深處，人都有一個核心，與那個核心相關的空間、時間、人是你的家和你的歸屬，你所有的時間感和存在感都是相對于它而言的，都是以它為中心輻射出去的。這一空間感和時間感是我們思考的前提和起源。

我剛剛放下電話。是老家的姐姐打來的。她罕見地沒有使用視頻通話，而是用了語音通話。這不符合她一貫的風格。姐姐欲言又止，最后說，梁莊的老屋在前兩天被拆除推平了，因為政府要清除危房。等她得到消息，從縣城趕回到梁莊時，家門口已經空空蕩蕩。在聽姐姐這樣說時，我的思維和情感處于奇怪的停滯狀態，我平淡地說，拆了就拆了，既然是國家政策，再說，老屋早已是危房，也早就住不了人了。聊了幾句家常，我們掛了電話。

我看了一會兒窗外，轉過身，開始做家務，洗碗、拖地、擦窗。一滴眼淚突然掉了下來，然后，一串串眼淚往下掉。有什么東西在心臟里一下一下捶擊著，我努力壓抑自己，不讓自己發出號啕的哭聲，盡管房間里只有我一個人。

梁莊的老屋沒了。這就是歷史。也是現在的我自己。我在異國的城市里，想象著梁莊的空蕩蕩的家。我的心很疼。

（本文整理自“梁莊三部曲”）

梁鴻非虛構經典之作

“梁莊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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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5.12.18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