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中國不能允許如此大規模當爹

社會主義中國不允許這種“爹”。這種方式、這種規模，無論在法律還是意識形態上，都難有落腳之地。

2025年12月，《華爾街日報》披露，中國游戲大亨徐波通過美國代孕方式，已擁有或正在申請至少12名孩子的親權，而其公司社交媒體曾提及他通過代孕擁有超過100個孩子。

此前，洛杉磯家庭法院法官艾米·佩爾曼在審核代孕親權申請時，發現徐波的名字反復出現。在秘密聽證會上，徐波通過視頻連線表示，他計劃通過代孕在美國生育約20個孩子，且“更偏好男孩”，理由是“男孩比女孩更優秀”，將來可以繼承他的事業。

更令人震驚的是，他承認自己因工作繁忙，尚未見過這些孩子。

法官對此感到震驚，認為代孕的初衷是幫助家庭建立親子關系，而非進行“規模化生育”，“這不是家庭，而是流水線”，最終駁回了他的親權申請。

這一事件不僅在美國面臨法律審查，也因其行為涉嫌違反中國法律與社會倫理，在國內引發“中美應同步介入處理”的呼聲。

根據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任何形式的代孕行為均被明令禁止，而組織或實施代孕更可能涉及其他違法行為。徐波作為中國公民，其境外行為若實質違反我國法律精神、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我國司法機關亦有權依據屬人管轄與保護管轄原則進行調查與追責。

這并非個例的“私事”，而是關涉法律尊嚴、代際倫理與女性權益的公共議題。

事件曝光后，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廣泛討論。這個有點匪夷所思的事件折射了多種社會議題：生育特權、代孕倫理、性別平等、傳統的多子觀念以及對“爹味”的終極意淫等等。

首先，許多網友對富豪的特權侵入生育感到憤慨。財富作為一種一般等價物，反映了個體自身的或代際累積的競爭結果，當然可以用財富去換取更多更好的社會資源，但是得有倫理邊界。

人類學上，一個物種是被人類“馴化”還是僅僅是“馴服”，差異就在人類是否掌控其“生殖”。被“馴化”的物種，從此被視為新物種，不再被等同于野生物種，也不享有很多野生動物保護法律的覆蓋。

你如果自己能生，不管你是不是富豪，多生幾個沒問題，馬斯克也迷戀多子；但是你利用自己的財富優勢，通過代孕來“工業化”地多要子嗣，這就構成了對人類物種的異化，實際上在用財富把人類分化。這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就代孕而言，公眾普遍認為，代孕在倫理上存在問題，且帶有剝削性質。

從法律層面看，代孕在我國被明確禁止。《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然而，由于法律位階較低，且只懲罰醫療機構，威懾力有限。

從倫理層面看，代孕將女性的子宮工具化、商品化，是對人格 尊嚴和權益 的損害。代孕所生兒童的身份認同、撫養關系、繼承權等權益保障存在法律空白，一旦出現“健康問題”或“客戶”反悔，他們的權益將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徐波事件也引發美國社會擔憂富豪群體濫用其代孕產業，佛羅里達州參議員已提案禁止中國等國公民赴美代孕，輿論批評這是“財富對生命權的踐踏”。

更嚴重的是，洛杉磯一對華裔夫婦的代孕案例已引發聯邦人口販賣調查，FBI與國土安全部正介入相關調查。

公眾反感的第三點，在于性別平等的倒退。徐波“只要男孩”的要求，以及另一位富豪汪輝武“生10個女兒嫁給世界級權力人物”的計劃，都體現了對女性身體的物化和對性別平等的踐踏。

這種將女性視為生育工具或聯姻工具的行為，與當代社會在平權道路上的前赴后繼格格不入。

此外，這一事件令人反感的點，還在于徐波的傳統生育觀與現代價值觀的激烈沖突。 傳統生育觀強調“多子多福”“傳宗接代”， 反映的是農業時代勞動力的稀缺和生存風險的巨大——只有通過“多線程押注”，才能減少“團滅”的風險。

而現代生育觀則強調個體選擇。生育從“人生的必需選擇”轉變為“以經濟獨立和個性發展為基礎的個體化選擇”。

女性主義的崛起，也讓傳統上女性付出的生、育成本不再被忽視，生育的在新的成本與收益平衡中走向“少生優育”。

徐波事件，可以說將“爹味”推向了極致，他是真的想當爹，想當很多人的親爹，而且想讓他的孩子也是能當爹的性別，簡直是“爹中之爹”“中國首父”。

而當代社會正在從“被教導、被規定意義的人”，轉向“主動尋找、建構自我意義的人”。人們開始對那套以秩序、經驗和權威為核心的文化結構，產生了疲倦、質疑與反叛。

真正的權威不是來自“雄強”的控制和命令，而是來自“能為雌乎”的包容和承載。真正的父親，不是永恒的說教者，而是傾聽者；真正的文明，不是訓導，而是基于信任的理解。這，才是“爹味”被厭棄背后，文明輪回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