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主席做飯11年的炊事員李開文，被安排到地方當干部，是何職務

1950年1月，北京西山的寒風割面而過，中央軍委后勤會議室里燈火通明。參謀們正在討論老紅軍復員安置的問題，一位年輕干事翻著花名冊忽然抬頭：“李開文，這個名字得單列。”就在這一次普通的會務記錄里，一位在戰火中提著鍋鏟轉戰南北、又給毛主席燒了11年菜肴的炊事班長，被拉進了新中國地方建設的龐大清單。

要弄清他的履歷，時間線得向前撥十八年。1932年秋，紅二十五軍準備撤離大別山。敵軍蜂擁而至，槍聲晝夜不停，擔架班班長李開文扛著竹桿，對著戰壕里的弟兄喊出一句帶安徽口音的話：“不抬完最后一個傷員，誰也別想回頭！”許多人不曉得，此人當時年僅二十五歲，已是遠近聞名的“鐵腳板”。后來路過他家門口時，有戰友慫恿他去看一眼妻兒，他卻搖頭，“別拖隊伍的腿。”這一走，他與故土隔絕整整十七年。

西撤途中，敵機在皖西上空投下數十枚炸彈，一塊碎石擊中李開文，幾乎奪去他的聽力。醫務所診斷后給團長遞了張條子：雙耳受損，無法再勝任前線戰斗。團長抿著嘴想了想，把他調進炊事班。這個決定讓李開文的人生拐了個彎——“既然讓端槍不成，那就端鍋。”他自嘲過，可誰也沒想到，當年被迫離開火線的他，后來竟站到最高首長的灶臺前。

長征路上翻雪山、過草地，最大的難題不是行軍，而是生火。草原潮濕，牛糞又不夠用。李開文摸出自己一套獨門法：行軍時塞一大把濕草在懷里，靠體溫烘干，夜里就能點著。火焰第一次亮起，全連官兵冒雨圍在鍋邊，一碗雜糧粥下肚，疲憊被趕跑大半。這點子后來傳遍了縱隊，大家打趣，說“老李懷里揣的是火種”。

1936年秋，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會師陜北。選拔后勤骨干時，李開文因為“手腳麻利、紀律過硬、能做一手好紅燒肉”，被直接調進中共中央機關食堂。誰也未料，這一待就是十一年。延安窯洞里灶火旺，李開文除了做菜，還得盯狙擊、算糧秤、守夜門。戰爭年代，首長們經常連著開會，錯過飯點是常事。李開文給毛主席送過無數次“加熱第三遍”的飯菜，羊皮背心的故事便發生在一個刺骨的冬夜——毛主席放下文件，說了句：“老班長，把背心披上，你凍壞了誰給我做菜？”簡短一句，炊煙里透出首長與老兵間的信任。

不過，“家長里短”并不意味著縱容。1947年，轉戰陜北途中食材匱乏，李開文偷偷帶兩名戰士穿過封鎖線，取回藏在窯洞里的臘肉白菜。次日，毛主席看見餐桌忽然豐盛，眉頭一緊，問了三遍同一句話：“為什么不遵守紀律去冒險？”李開文低頭認錯。批評完，菜還是吃了，但這件事在機關里被當成典型：再能干的老同志，也不能私自行動。

北平和平解放后，老炊事員跟著中央機關一同入城。1949年底，干部文化學校開班，李開文被硬塞進了課堂。一位教員后來回憶：他一手老繭握著鋼筆寫拼音，比年輕人更用功。結業時，考卷上“為人民服務”六個大字寫得歪歪扭扭，卻格外醒目。

分配環節，組織原擬把他調到天津國營廠當副廠長。得知消息，他只提出一個要求：“回安徽吧，離老父親墳頭近些。”幾次磋商后，決定尊重他的意愿，安排至金寨縣附近的響山寺糧站任站長。相比縣長、副廠長，這個職務不起眼，卻事關老百姓“口糧袋子”，也是當時農村最缺監管的環節。

1951年春，李開文正式走馬上任。糧站陳倉、高臺、漏雨、鼠患，一個接一個問題擺在面前。他放下公文包，擼起袖子：倉頂爛，親自爬上去換瓦；倉板底鼠洞多，鉆進去砌磚；收糧季節缺袋子，他就領著工人拆舊船帆縫成麻袋。有人笑他：“當站長還動手？”他咂嘴回句：“管糧又不是擺樣子。”

兩年后，響山寺糧站成了先進樣板，全縣調糧損耗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1956年，全國糧食系統勞動模范赴京接受表彰，名單里又出現了李開文。表彰那天傍晚，他被引進中南海小客廳。毛主席笑著打趣：“老班長，聽說你又立功了？”李開文回道：“只是沒忘您說過的那句為人民。”相互間三五言語，沒有客套，卻把多年舊情維系得緊緊的。

此后，他再沒調走，直到六十年代末退休。糧站職工說，李站長留下的最嚴規矩是夜間查倉制度——哪怕下雨也要繞倉三圈。1980年代初，金寨縣做倉儲評比，響山寺庫區依舊排名第一。問及原因，新站長淡淡一句：“制度是李開文老站長訂的，沿用到現在。”

1992年冬，李開文病逝，享年九十五歲。當地民政部門為他補辦革命傷殘證時，人們才注意到備注欄里的一行字：“雙耳爆震性耳聾，1932年皖西空襲所致。”那份傷情，原本足以讓他退役休養，可他背著煙熏的鐵鍋滿足了自己的價值，也見證了共和國第一代功臣從戰場到田間的身份轉換。

一位曾與他共事的倉管員后來說：“老站長最大本事不是做菜，是把戰場紀律帶到糧倉。”對安徽山區百姓而言，這就夠了；對歷史而言，李開文的故事也讓世人看見，炊事員可以在糧食最前線繼續守護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