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很少談起父親，一次和親屬閑聊時，他說：我對父親是同情的

父親的流轉，從此沒有停過。1910年代，他輾轉武漢講學、又去東北幫人記賬，月錢寥寥，最多不超過三十塊大洋。“夠糊口就行。”這是他對外人常說的一句話。有人不解，他笑笑：“我識得幾個字，賣賣筆墨，總能哄得日子過去。”這股淡泊勁兒后來在周恩來身上被放大——外交場合里那份從容，多少與此有關。

1922年，周恩來在法國蒙塔日寫來一封家書，洋洋千言，勸父親“莫為兒懸念”。周劭綱讀完，反筆寫了短短一百字回信：“書到，心安。你志在強國，為父不攔，只盼謹慎。”言語簡單，卻給了年輕人最實在的支持。那一年，父親五十，兒子二十四。

五年后，上海風云驟變。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夜，周恩來在極其嘈雜的閣樓上匆忙布置工作。有人敲門，他一驚，推門見父親拎著一只老舊皮箱站在雨里。父子對視幾秒，父親率先開口：“我給你送幾包干糧，還能跑腿。”沒有多一句寒暄。隨后三個月，他真成了“機要聯絡員”，默默守在法租界的弄堂口，遞暗號，傳紙條，險象環生卻從不掉鏈子。周恩來后來回憶這一段，用的是“他本事不大，卻盡了全力”。

1935年，父親好不容易把妻子遷葬回淮安。棺木下土時，他把煎熬了二十八年的擔子終于放下，卻也把省下的銀元花了個干凈。親友勸他留在老家養老，他偏要再去上海“聽聽新聞”。真實原因只有他自己清楚——尋找關于兒子的只字片語。“報上的一句話，足夠我睡個好覺。”他這樣解釋。

抗戰歲月里，父親搬過長沙、貴陽，最后落腳重慶紅巖。事情不大，卻離不了他：修倉庫、記物資、給家屬讀報。日子清苦，他卻樂呵呵。偶爾同警衛閑聊，還會打趣說：“我這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沒給兒子添麻煩。”

1942年，周恩來因小腸疝氣手術住進歌樂山醫院。辦事處擔心老人多想，瞞住了消息。偏偏同一時期，周劭綱染上瘧疾，高燒四日不退。臨終前，他反復呢喃一句：“恩來怎么還不來？”鄧穎超握著他的手，含淚答：“他馬上就到。”老人點點頭，卻再也沒醒來。訃告登在七月十五日的《新華日報》，不足百字的告別，道盡了“抱恨終天”。

守靈那夜，周恩來拖著未愈的傷口孤坐燈下，眾人勸不動。天亮時，他只說了句：“早知如此，昨夜再疼也要跑出來。”隨后親自操辦葬禮，把父親安葬于紅巖山麓。棺旁新立青石碑，款識只有姓名與生卒，樸素得近乎簡陋。有人疑惑，他搖頭：“父親生前最怕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