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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流轉,從此沒有停過。1910年代,他輾轉武漢講學、又去東北幫人記賬,月錢寥寥,最多不超過三十塊大洋。“夠糊口就行。”這是他對外人常說的一句話。有人不解,他笑笑:“我識得幾個字,賣賣筆墨,總能哄得日子過去。”這股淡泊勁兒后來在周恩來身上被放大——外交場合里那份從容,多少與此有關。
1922年,周恩來在法國蒙塔日寫來一封家書,洋洋千言,勸父親“莫為兒懸念”。周劭綱讀完,反筆寫了短短一百字回信:“書到,心安。你志在強國,為父不攔,只盼謹慎。”言語簡單,卻給了年輕人最實在的支持。那一年,父親五十,兒子二十四。
五年后,上海風云驟變。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夜,周恩來在極其嘈雜的閣樓上匆忙布置工作。有人敲門,他一驚,推門見父親拎著一只老舊皮箱站在雨里。父子對視幾秒,父親率先開口:“我給你送幾包干糧,還能跑腿。”沒有多一句寒暄。隨后三個月,他真成了“機要聯絡員”,默默守在法租界的弄堂口,遞暗號,傳紙條,險象環生卻從不掉鏈子。周恩來后來回憶這一段,用的是“他本事不大,卻盡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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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父親好不容易把妻子遷葬回淮安。棺木下土時,他把煎熬了二十八年的擔子終于放下,卻也把省下的銀元花了個干凈。親友勸他留在老家養老,他偏要再去上海“聽聽新聞”。真實原因只有他自己清楚——尋找關于兒子的只字片語。“報上的一句話,足夠我睡個好覺。”他這樣解釋。
抗戰歲月里,父親搬過長沙、貴陽,最后落腳重慶紅巖。事情不大,卻離不了他:修倉庫、記物資、給家屬讀報。日子清苦,他卻樂呵呵。偶爾同警衛閑聊,還會打趣說:“我這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沒給兒子添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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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周恩來因小腸疝氣手術住進歌樂山醫院。辦事處擔心老人多想,瞞住了消息。偏偏同一時期,周劭綱染上瘧疾,高燒四日不退。臨終前,他反復呢喃一句:“恩來怎么還不來?”鄧穎超握著他的手,含淚答:“他馬上就到。”老人點點頭,卻再也沒醒來。訃告登在七月十五日的《新華日報》,不足百字的告別,道盡了“抱恨終天”。
守靈那夜,周恩來拖著未愈的傷口孤坐燈下,眾人勸不動。天亮時,他只說了句:“早知如此,昨夜再疼也要跑出來。”隨后親自操辦葬禮,把父親安葬于紅巖山麓。棺旁新立青石碑,款識只有姓名與生卒,樸素得近乎簡陋。有人疑惑,他搖頭:“父親生前最怕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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