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季在東京永田町存在一場閉門會議。岸田文雄用指尖輕輕地敲著茶杯碟說道,外交并非是武士道,不可以總是采用切腹的姿態。這番話明顯是針對高市早苗那一方的。那位新首相剛剛由于臺灣有事也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論引發了外交方面的地震。在會議之后流出的談話紀要當中,岸田還補充了一句更為扎心的話語,我們的祖父輩曾經遭受過戰略冒進所帶來的損失,現在不應該再次出現重復的情況。這番話聽上去好似家常的嘮叨,實際上卻戳穿了日本政壇近年來最大的問題:當右翼政客把激進當作是魄力的時候,歷史就在窗外冷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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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弄清楚岸田的焦慮,首先需要查看高市上任一個月所制造出的麻煩事情。她首先在國會進行答辯的時候將釣魚島問題和臺灣問題聯系在一起進行談論,之后又暗示要對無核三原則進行修改,這就好像同時點燃了兩根引線一樣。最為絕妙的是在G20峰會期間,她花費好幾個小時挑選不顯得廉價的衣服,卻在外交辭令之中充滿火藥味。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讓人聯想到1885年伊藤博文批評陸奧宗光的那句老話:外交官要是只懂得擺姿態,和穿著戲服上臺有什么區別?
我認為岸田的不滿包含著日本戰后外交的基因矛盾。從吉田茂的輕軍備重經濟到安倍晉三的積極和平主義,日本的精英一直在對美日同盟和亞洲鄰國關系進行平衡。當下高市的一系列舉措,使得中日關系降至冰點,還讓韓國翻舊賬進行索賠、俄羅斯發出警告、東南亞處于觀望狀態。這樣四面楚歌的狀況,和1902年日英同盟之后的外交困境存在相似之處。當年日本依靠英國的支持在東北亞進行擴張,結果十年之后成為了亞洲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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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來說說,中國所期望的第一個轉變在日本民間有了動靜。東京街頭有民眾抗議高市,舉著不要戰爭法案的標語。百貨公司老板看著中國游客退單,直嘆氣。這種餐桌與戰場相對立的民意,比外交抗議更讓當局犯難。記得2024年中日貿易額有3083億美元,現在水產出口被停止,旅游也出現退潮情況,日經指數三天下跌了1620點。經濟規律比政治口號更起作用,就像三菱商事某位老顧問所說的,對華貿易額超過防務預算十倍的時候,理性的政客應該盤算盤算。
更令人欣喜的第二個變化出現了,是日本戰略界存在著清醒的聲音。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公開對高市進行批評,稱她是在為擴充軍事力量尋找借口。自民黨內部甚至有人提出要凍結高市的黨員資格。這種內部出現分裂的狀況,讓人聯想到1921年華盛頓會議前后日本海軍內部艦隊派和條約派之間的爭論。當時激進派主張對美國發動戰爭,結果被現實主義者壓制了下去。歷史不會完全地重復,但是總是存在著相似的地方。
美國的態度呈現出一定的曖昧狀態。高市試圖效仿安倍在2016年會見特朗普的做法,專門飛到華盛頓尋求支持,但是白宮僅僅回復了日本是重要盟友這樣模板化的話語。這與1951年舊金山和會后美國牢牢掌控日本的情況形成了對比。或許美國也明白,東亞地區的穩定相較于盟友的冒險行為更為重要,如同拜登政府的某個官員私下所說的那樣,我們不能被拖入別人設定的劇本之中。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岸田的失望與中國的期待存在契合之處,其本質是歷史慣性在回歸。日本戰后七十多年所形成的和平主義基礎,不會輕易被極端言論所覆蓋。如同橫濱中華街的老僑領所說的那樣:和服腰帶即便捆綁得再緊,最終還是得按照身體的曲線來打結。當高市早苗在外交舞臺強硬地擺出姿勢的時候,更多的日本人用腳進行投票,大阪商社悄悄地恢復了對華半導體材料的出口,京都旅館把歡迎中國游客的牌子擦拭得很明亮。
現在再回頭看岸田所說的祖父輩的虧,倒好似預言成為了箴言。他的祖父岸田文武曾是池田勇人內閣的官員,親身經歷過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修訂時的全民抗議。街頭那種沸騰的狀況所帶來的教訓,必定比任何外交文件都更為深刻地留存于家族記憶之中。而高市早苗們或許忘記了,日本最危險的歷史時刻,從來都不是不夠強硬,而是錯判了強硬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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