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個19歲的男孩跑到軍區大院，大喊：首長，俺要找爸爸

1955年冬，青島棧橋外的海面結著薄冰，一艘新式魚雷快艇正做急速轉彎。甲板上，一個鼻梁被海風吹得通紅的少尉站得筆直。艇靠碼頭，他摘下軍帽，露出依稀能看出鄉土氣息的笑容——這名少尉叫許光。

有人跟在他身后，好奇地追問：“許艇長，你是怎么入的伍？”許光并未立刻回答，只是用手抹去帽檐的鹽霜，低聲回了一句：“那年我十九歲，一口氣跑到山東軍區大院……事情有點戲劇性。”

時間往前推到1929年，湖北麻城縣乘馬崗鄉許家洼。許光原名許大安，出生沒幾個月，父親許世友便隨紅四方面軍轉戰川陜。村口的黃土路一旦失去兵馬的聲響，寂靜得像突然停電的夜。奶奶和姑姑靠討飯將孩子拉扯大，常常一個饅頭分三半，人吃兩口，再掰一小角塞進孩子嘴里。

1932年冬，敵軍掃蕩大別山。姑姑帶著他躲進亂石堆，三晝夜滴水未進。夜里凍得實在熬不住，小孩低聲喊：“姑，我想爸。”姑姑用棉衣角堵住他的嘴，只剩下一串悶哭聲。那年，許光連父親模樣都記不清，只記住一句叮囑：活下去。

抗日硝煙尚未散盡，解放戰爭已然開始。1947年盛夏，麻城街頭貼著一張報紙，上面寫著“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這條消息像從天而降的雷，炸得許母手里的拐杖直哆嗦。老人當夜作了決定：讓孫子去找父親，自己則留在土坯屋守望。

幾天后，鄉人王樹將護送許光北上。兩個背包，一封家書，一張寫著“許世友”三個字的舊報頭，便是全部的底氣。沿途車票買不到，就搭貨車；沒有車，就步行。走到腳底磨出血泡，也不肯停。王樹將勸他：“慢點兒，腳要緊。”許光咬牙：“怕疼就到不了山東了。”

1948年春，濟南郊外的黃沙被風卷得打眼。軍區大門前，警衛剛抬手攔人，只見那小伙突然沖出去，堵在一輛奶油色轎車前。司機急剎。車門開，許世友披一身塵土下車，剛要發火，就聽見一句土味十足的話：“首長，俺要找爸爸，他們不讓進！”

許世友愣了愣，看向那雙黑亮眼睛，似曾相識。對話不長，卻像刀子剖開多年的堅冰。家書攤在掌心，字跡模糊，情份真切。許世友把少年一把攬進懷里：“大安，是我！”那聲喊，在場的衛士終生難忘。

短暫團聚后，新問題擺在面前——兒子一字不識。許世友當即拍板：先讀書，再當兵。他把許光送進山東軍區文化速成中學，不久又塞進華東軍政大學。課堂上，許光比誰都用勁，生怕辜負那聲“是我”。

1951年朝鮮戰火起，空軍學院招飛。許光也想去，可目力不夠，改報第五航空兵學校地勤專業。之后又轉到大連海軍艦艇學院，最終穿上海魂衫，成為共和國首批本科海軍軍官之一。教官周復生曾說：“這小子學得快，命令下去轉頭就做。”許光只回一句：“想讓爸省心。”

軍旅路正紅火，1959年前后，許世友卻遇到棘手難題。家中老人年邁，爹娘都盼著長孫在身側。一次夜談，許世友長嘆：“大安，家里需要你。”許光沉默良久，敬軍禮答：“聽命！”第二天，他把申請交上，調回家鄉新縣，任人武部參謀。

從藍色海浪回到大別山黃土，落差巨大。可許光很快適應，每周蹬自行車往返二十多公里，為奶奶買米磨面。鄰居打趣：“海軍少尉成了孝子腳夫。”他笑著揮手，不以為意。半年后，奶奶病逝。父親在東海前線抽不開身，他以長子身份操持喪事，借了三百元，立了簡樸墳頭。

1985年10月，許世友病危。臨終前千叮萬囑，骨灰要落大別山。許光代父稟報中央，護骨歸鄉，葬在香山腳。那日天灰，他沒掉淚，只在墓旁站了整整一夜。

父親去世后，有人想把許光調進武漢軍區機關，待遇顯赫。他搖頭：“高干子弟的帽子早扔了，別拾回來。”從此留在小縣城，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更多時間泡在鄉鎮溝渠，替村民爭取水利項目。

家教同樣嚴。1978年，大兒子許道昆想報名參軍，卻差幾個月到齡。許光一句“程序不夠”便否定。孩子下鄉一年后才如愿穿上軍裝。二兒子、女兒也都走正規路，沒要過特殊照顧。女兒許道江后來成為火箭軍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一樣自費買票，回家全程從不坐父親公車。

2012年初，體檢時查出肺部陰影。女兒請京城專家會診，許光擺手：“專家該到基層治百姓，不必在我身上浪費。”拖延數月，病情惡化。同年冬，他住進武漢總醫院二科，凡是價格昂貴的檢查一律拒絕。主治醫生直搖頭，他卻堅持“我級別不高，別超標準”。

1月6日清晨，病房窗外還掛著沒拆的元旦橫幅。許光將剩余二十萬元積蓄交給妻子：“捐家鄉助學。”說完合眼，呼吸漸弱。護士掐表宣告時間，07：15。

許光的相冊里，最后一頁停在老宅門前：他扶著銹跡斑斑的自行車，身后是起伏的麻城山嶺。照片無聲，卻把一個軍人的倔強與質樸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