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辭去副總長職務后，因何抱怨道：你們給我安排的職務太高了

李達當時已七十四歲，自認精力不及往昔。有人好奇，他為什么急著退？他的回答干脆：“部隊需要年輕人沖在前面，老同志應早做準備。”這番話聽著質樸，卻包含著他對崗位與責任的雙重考量。也正因為如此，后來中央“挽留”他時，他才會脫口而出那句意外的抱怨。

時間往前推七年。一九七二年八月，北戴河海風正盛，療養院里忽然傳來電話鈴聲。李達拿起話筒，電話那端笑聲爽朗：“聽不出來？我是老葉。”一句“葉帥好”讓多年戰友情誼躍然耳畔。葉劍英關切問病情，還直接切入主題：“身體行就回來幫忙，副總參謀長的擔子得有人扛。”李達當即表態：“隨時待命。”

于是，當年十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批示任命，李達奉命進總參。那正是全軍訓練最艱難的階段，“文革”余波未平，許多科目停擺。李達沒等辦公室坐熱，就帶著作訓圖紙奔赴各大軍區：白山黑水、戈壁湖畔、南國雨林，處處留下了那輛老舊吉普的車轍。

還不到半年，他同訓練部門擬出一整套“三打三防”執行細則——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防坦克、防空降、防空襲。葉帥看了材料后說：“敵人真來，是成群坦克壓境，咱們不能糊涂。”李達干脆將圖紙鋪在地板上，和青年軍官挨個推演。“敵線在這，坦克群從這兩個骨干通路突進，反坦克火力必須交叉覆蓋。”這種務實作風，很快在部隊里引起共鳴。

一九七五年六月，他率兩百名總部和軍區骨干到沈陽軍區觀摩防御演習。場面壯觀：幾十輛真坦克轟鳴而入，步兵團隊協同多層反擊。演習后，李達沒有坐前排作報告，而是轉身鉆進戰壕，拍著一名排長肩膀問：“動作卡在哪？說出來。”排長憋了半天：“上將同志，主要是距離判斷還差點火候。”李達笑著點頭：“行，這就說明還得練。”

六十多歲的人，每年飛行列車次數超過許多青年軍官。他的秘書記錄，一九七四到一九七八年間，李達現場踏勘線路總里程近四萬公里。那幾年，中國軍隊重新把“戰斗力”三個字刻進日常。

然而年齡終將上來。一九七九年底，他眼見同批副總長里自己最年邁，于是向常委會直接說明：“我是老大哥，理應帶頭退。”幾位戰友勸阻：“形勢依舊緊張，你再撐兩年。”他搖頭：“再撐，就要透支身體，工作會打折扣。”

中央慎重考慮，決定尊重其申請，但又不想失去這位經驗豐富的老參謀。于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一日，新的任命下達——中央軍委顧問。消息剛送到家屬院，李達皺了眉：“顧問位置太高了，給我個總參顧問即可。”隨行干部沒料到他居然“抱怨”職務過高，只好解釋這是組織安排。李達仍堅持：“我不圖虛名，只想干實事。”但最終還是服從決定。

卸任后，他并未真閑。總參一有重大課題，都會給他遞信：“老首長，明天上午能來聽個匯報嗎？”李達總是爽快答應，從不讓小車空跑。去邊防勘察依舊是心頭好，他對照地形圖指給基層指揮員看某處暗溝：“敵人若迂回，就走這兒。”有人提醒：“您別再坐敞篷吉普進荒漠了，危險。”李達擺手：“路線熟得很，再說有年輕人盯著。”

敏銳的戰略眼光也沒有遲鈍。一九八一年，他提出東南沿海需提前儲備反登陸障礙工事。數月后，軍委采納并下發文件。張震后來評價：“李達對國際形勢判斷準確，為制定積極防御戰略作出實績。”

除了軍務，他開始整理劉鄧大軍史料。李達常說：“這支部隊沒有副司令員，沒有副參謀長，歷史斷檔不能拖。”他立規矩：材料必須核檔，優缺點都如實寫。有人勸他輕松點，他擺擺手：“錯一個細節，戰友們在地下不答應。”稿子改到第四版，他才勉強點頭。

一九八五年夏，李達因積勞住院。醫生驚訝地發現病床旁堆滿了報紙、文件和地圖。護士提醒：“您先休息。”他放下報紙：“放心，眼睛不累。”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十九時十分，李達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八十九歲。治喪期間，軍委遲遲未敲定悼詞開頭，最終確認“功勛卓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十二個字。幾位老戰友私下議論：“老李若在，肯定又要嫌‘職務太高’。”

李達一生位置不少，頭銜也多，可他始終把自己當“老參謀”。正因為如此，當組織安排顧問時，他才會略帶抱怨——名位太高，難以匹配心中那份樸素的兵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