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大灣區歷史教育教學工作坊：本科生論壇”會議紀要

2025年12月6日至7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通識教育學科部成功舉辦“第二屆大灣區歷史教育教學工作坊：本科生論壇”。本次論壇面向歷史專業及非歷史專業的本科生公開征稿，最終共有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中山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北師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深圳大學的25位本科生入選并參會。論壇共設六個主題，包括“國家與社會”“流動的人與邊界”“文化建構與話語”“婦女、家庭與社會”“華南地方社會”以及“制度變遷”。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澳門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暨南大學、泉州市文化館、深圳大學的17位專家學者受邀擔任點評嘉賓，并分享各自高校在歷史教育教學方面的經驗與實踐。本次工作坊的順利舉辦，不僅展示了大灣區高校在歷史教育教學上的豐碩成果，也為本科生提供了一個國際化的學術交流與思想碰撞的平臺。同時，工作坊進一步推動了大灣區高校之間的深度合作，共同探討史學方法訓練如何更好地服務于學生的學術成長與思維發展。

12月6日上午，工作坊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會議樓 Ⅱ正式召開。開幕式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劉暢教授主持，人文社科學院副院長李瀟雨教授、學能提升研究中心主任李蘭教授、人文社科學院通識教育學科部主任姜麗麗教授分別致辭。三位致辭人高度肯定大灣區高校在歷史教育教學方面的合作潛力，期待通過此類活動進一步推動區域高校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她們強調，本科生之間的平輩學術交流對于大學學習與史學方法訓練至關重要。學術成長不僅來自課堂教學與教師指導，更源于同儕之間的思想碰撞與視角互補。工作坊為來自不同高校、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了直接交流的契機，有助于培養開放的學術態度、提升問題意識，并在討論中發現新的研究方向，通過平等而深入的對話不斷拓展學術視野、實現共同成長。

本次工作坊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葛劍雄教授作了題為《歷史：記錄、研究、應用》的主題演講。葛教授從中外史家對待歷史的態度談起，指出歷史并非對過去的被動記錄，而是后人基于特定目的與價值判斷的選擇性書寫。他圍繞“為何記錄歷史”“由誰記錄歷史”與“如何記錄歷史”三個核心問題，梳理不同文明的史學傳統。在談及史學研究時，葛教授強調尊重史料與追求真相是學術工作的根本，通過去偽存真與嚴謹考辨方能接近歷史事實。他以多種史事案例示范史料之間的差異與史家解釋的空間，并揭示價值判斷在史書呈現中的重要作用。論及歷史的應用時，他指出歷史不僅關乎學術探究，也在現實層面承擔公共意義；研究者既需保持學術獨立性，也應具備面向現實的判斷力。葛教授的演講視野宏闊、論述精練，對歷史記錄、史學方法與歷史應用的關系作出了清晰梳理，為工作坊的學術討論奠定了基礎，也為與會的學生與專家學者提供了進一步思考歷史功能與史學實踐的契機。

第一場本科生論壇“國家與社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馬奏旦博士主持，澳門理工大學馬光教授擔任評議人。中山大學柳銳泓以《明清香山島灘地區社會變遷考——以浪白之變為例》為題，剖析香山縣島灘獨特的空間結構及其流動性對地方社會秩序形成的影響。研究揭示，島灘地區的秩序化并非線性演進，而是在地方社群與王朝政制多方力量消長中不斷重塑。通過對“浪白之變”等關鍵歷史節點的考察，論文進一步呈現了明清香山區域社會秩序建構的內在邏輯，并為理解近古華南沿海社會變遷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柯承宇的論文題為“The Contention and Disorder of Finance Reorganization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New Policy Refo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908–1911）”[晚清新政時期廣東財政整頓的抗爭與混亂（1908–1911）]，聚焦晚清財政赤字背景下的財政整頓實踐。通過檔案與報刊的交叉分析，研究揭示地方督撫、財政局官員與省議會成員在改革過程中頻繁發生權力爭奪，改革成效有限；與此同時，普通民眾因缺乏參與渠道而承受沉重稅負，引發多次抗稅事件，推動廣東社會出現財政與秩序混亂。這一研究為理解晚清地方財政改革與社會動蕩提供了具體案例與分析視角。中山大學王子鈺以《從1930年代廣州電力公司產權變更淺析地方公用事業困境》為題，探討廣州電力公司從商辦向官營轉變的歷程及其在中央地方權力博弈中的困境。論文指出，公司發展受制于資金、政策、法律與市場環境等多重因素，其經濟與社會困境反映了近代地方公用事業在公私沖突中的艱難前行，也揭示了公共服務效率與經濟效益之間的內在矛盾，為理解近代中國地方公用事業的發展困境提供了案例分析。中山大學曾家鈺發表《市政、商業與慈善：都市善堂的復雜社會網絡——以汕頭存心善堂及其董事會為中心（1939-1949）》一文，以潮汕地區最大善堂存心善堂為研究對象。報告以檔案、堂務報告及1947年《汕頭指南》等資料為基礎，從物資與資金流動、宗教信仰網絡、災害應對機制及理監事社會關系四個維度，揭示民間慈善、商業利益、信仰力量與市政管理在地方社會治理中的復雜互動，為理解民國晚期汕頭社會治理及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

當日下午，第二場本科生論壇“流動的人與邊界”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楊圣宇博士主持，香港理工大學陳斌教授擔任評議人。香港中文大學黃偉杰以《試論月泉吟社之地域局限——以詩社活動無法拓展到廣東地區為例》為題，探討月泉吟社在江南遺民群體中的地域性局限。研究顯示，盡管月泉吟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詩社的地域限制，其活動仍難以向湖南和廣東拓展。通過文教事業恢復、交通聯系與遺民文化三個維度的考察，論文揭示了地域性限制的具體成因，同時為理解江南遺民群體的社會特征提供了深層次解讀。暨南大學吳心迪的報告題為《潮汕僑批中家庭責任的代際傳承——以黃坤保家庭為例》，聚焦僑批在跨國華人家庭中的功能與意義。論文通過分析1937至1969年間黃坤保家庭的百余封僑批，展示僑批如何成為維系家庭秩序與跨國事務管理的重要工具。研究強調，家庭責任的代際傳承并非靜態延續，而是在跨國遷移與經濟實踐中不斷調適和重構，體現了傳統倫理與現代家庭經濟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香港大學劉雨睿以《試論晚清云南回變中的反滿情緒元素》為題，考察清末云南回變中反滿情緒的表達與作用。研究發現，義軍在宣稱與文化實踐中反復強調滿清統治的“蠻夷”與非正統性，以爭取民眾參與，但實際行動中并未針對云南滿族實施直接攻擊。這一分析揭示了地方反清運動中情緒動員與實踐之間的差異，為理解晚清民族與地方沖突提供了新的視角。華南師范大學李婧奕的報告題為《12-14世紀西歐猶太放債人的地位的“二重性”探究》，聚焦猶太放債人在經濟與社會中的矛盾地位。通過王室法令、教會文獻及司法檔案分析，研究指出，猶太放債人在經濟上填補了金融空白，但長期處于社會排斥之中。這種“二重性”源于政治權術、宗教倫理與經濟需求的交互作用，反映中世紀歐洲經濟擴張與社會危機背景下少數族裔所承受的復雜壓力，同時為理解近代民族國家建設中少數群體困境提供了歷史借鑒。

第三場本科生論壇“文化建構與話語”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鄭詩涵博士主持，暨南大學梁敏玲教授擔任評議人。中山大學趙宇晨以《文本、路徑與困境：太平天國通過〈三字經〉的蒙學教育政權建構研究》為題，分析太平天國如何借蒙學教育重構意識形態并強化政權合法性。研究指出，太平天國通過三重改造傳統蒙學：以基督教創世觀取代儒家天命觀、神化洪秀全并構建斷裂歷史敘事、規范宗教道德實踐并重塑倫理秩序，從而形成政權建構路徑。然而，其意識形態存在排他性與教育體系缺失等內在矛盾，限制了政權治理效果，為理解傳統意識形態在近代轉型中的危機提供了生動案例。香港中文大學倪道博以《何故“亂發聲”：從“鐘自鳴”到“自鳴鐘”——一項語義跨越與延續的實踐》為題，探討中國古代災異象征“鐘自鳴”如何在明清因西式鐘表傳入而演化為“自鳴鐘”，切斷與君主權力的聯系。論文呈現了語義轉譯的過程，體現異質技術與科學觀念對傳統符號體系的介入，為理解技術傳播與文化適應提供了新視角。華南師范大學陳彬的報告題為《中原大戰前夕謠言與政局的互動——基于政治心理、文化的考察》，分析北伐結束后南京中央與地方勢力的政治博弈及謠言傳播。研究表明，謠言在各派角力與外部勢力干預中不斷滋生，影響決策與信任重建，凸顯國民黨在政治秩序與輿論管理上的困境，并反映政治文化與輿論機制的復雜互動。中山大學何兆臻以《從“異鄉滋味”到“滬上珍饈”——近代上海粵菜的地位嬗變與文化建構》為題，關注粵菜在上海的文化地位演變。研究顯示，粵菜從服務廣東移民的廉價餐飲逐步發展為高端酒樓，通過文化資本積累、現代化經營與中西融合空間建構現代形象，同時形成高端與大眾并存的二元結構。論文揭示了外來文化在都市社會中的本土化、商業與文化認同建構的互動關系，為理解近代都市文化發展提供了具體案例。

第四場本科生論壇“婦女家庭與社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王超博士主持，泉州市文化館郭燁佳博士擔任評議人。深圳大學黃倩瑩以《唐代女戶比例高企現象探因——基于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新考》為題，分析唐代前中期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女性戶主（女戶）比例偏高的現象。報告指出，女戶群體以“寡妻妾戶主”為主體，其數量受復雜家庭結構、頻繁戰事、戶籍偽漏及邊地胡俗等多重因素推動而增加。研究進一步揭示，女戶的法定授田權益與實際受田情況存在差異，并呈現明顯地域差異，折射出國家在恤政關懷與現實財政需求之間的權衡與靈活性，為理解唐代邊地社會結構與國家治理提供了新的視角。暨南大學張寧的報告題為《晚清典妻賣妻的彈性底線探析——基于對閩東文書的梳理》，聚焦閩東文書中大量記錄的典妻賣妻現象。論文通過梳理典賣雙方及相關主體的互動，揭示此類現象在地方社會中的流行與演變，并指出地方官吏在法制空白地帶靈活執法，通過因地制宜的方式實現中央法與習慣法的互動與協調。這一研究不僅呈現清代法律在地方社會中的適應性，也反映基層治理中人性化與制度彈性的實踐邏輯。香港樹仁大學吳思思以“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and Women in Late Qing China: An Analysis from Class, Gender, and Patriarchal Cultural Perspectives”[晚清時期鴉片與女性之間的關系：從階級、性別及父權文化視角的分析]為題，探討晚清女性吸食鴉片的社會與文化含義。報告指出，鴉片不僅是女性在嚴格社會規范下尋求暫時逃避的手段，也被男性用以強化對女性的支配，從而形成身體剝削與勞動商品化的機制。論文從階級差異、父權經濟結構及文學文化表征三個維度展開，分析鴉片如何在社會實踐中重塑女性主體性，同時揭示晚清社會結構下的性別壓迫與階級互動，為理解鴉片問題背后的社會文化邏輯提供了深入解析。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王珂昕的報告題為《“教養兼施”與秩序重構：戰后香港保良局難民婦女救助研究（1947-1957）》，關注戰后香港保良局對內地涌入難民婦女的救助制度。研究指出，“教養兼施”體系通過生產自救與技能賦能、生活規范與社會化訓練以及制度化安置形成完整閉環。一方面，這套制度增強了婦女的適應能力，為她們提供生存與融入社會的途徑；另一方面，通過性別化技能安排與家庭導向的安置方式，制度在無形中強化了傳統性別角色與社會階序。論文揭示保良局作為殖民政府與華人社會中介組織的雙重角色：既是應對難民危機的實用機制，也是殖民現代性、華人傳統倫理與戰后社會秩序重建相互作用的產物，為理解戰后香港慈善組織在社會整合與權力再生產中的復雜功能提供了新視角。

12月7日上午，第五場本科生論壇“華南地方社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毛迪教授主持，深圳大學黃壯釗教授擔任評議人。中山大學謝一心以《身份轉型與地景塑造：明代珠江三角洲塱頭黃氏的士紳化路徑》為題，探討明代珠江三角洲塱頭黃氏家族如何通過文本書寫與地景塑造實現士紳化轉型。報告指出，黃氏族譜通過建構祖源敘事、強調先德、記錄儒行事跡，將家族歷史嵌入王朝正統框架，并通過戶籍制度獲得土地與科舉的制度保障。元末明初的軍事寨堡與防御設施，至明代中后期逐漸轉化為祠堂、書院及風水塘等禮制空間，形成完整的文化權威表達體系。研究揭示地方家族如何在國家秩序下，通過文本與空間的雙重策略提升自身地位，同時呈現明代地方權勢與王朝權威互動的復雜邏輯。香港理工大學王妍然以《“衛生”視角下十九世紀中期香港殖民地的環境改造》為題，從城市衛生發展的角度分析香港殖民地的環境與社會治理。報告指出，初期城市建設忽視華人社區規劃，引發治理危機，1851年火災成為社區重整的契機。隨后供水系統建設將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緊密綁定，而住宅問題對公共衛生設施的發展提出持續挑戰。報告強調，香港環境改造過程中利益沖突與協調并存，反映殖民政權治理策略與被殖民群體實踐之間的復雜互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陳翔以《鐵軌上的博弈：中英廣九鐵路初建始末》為題，分析廣九鐵路建設過程中的中英雙方及多方勢力互動。報告指出，從1898年草合同簽訂到1907年正式合同談判完成的時間滯后，不僅體現英國利用鐵路爭取經濟利益，也反映國內外多方力量間的博弈。清政府試圖通過改訂合同收回部分主權，而英國則借政府內部矛盾獲取更多在華利益。同時，地方大員分歧、總督與北洋派系斗爭，以及民間商人和商會的籌資參與，都對鐵路談判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呈現殖民經濟項目中權力互動與社會參與的復雜性。中山大學謝錦華的報告題為《殖民政治下的司法暴力——1922年沙田慘案的司法調查》，聚焦港英殖民統治下工人與司法體系的關系。報告指出，沙田慘案司法調查因工人群體性反抗及廣州政府政治施壓而展開，港英軍警證詞成為庭審事實依據。裁判司及辯護律師通過界定工人集會為“非法”及肯定軍警開槍行為合法性，使港英軍警免于刑事責任。研究顯示，此次司法調查引發廣東工人強烈反英情緒，而廣州政府在對英交涉中未獲實質性成果，凸顯殖民政治、司法制度與民眾抗爭之間的張力。

第六場本科生論壇“制度變遷考”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趙蕊娟教授主持，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李翔教授擔任評議人。北師香港浸會大學葉敬天以《過程宇宙論：西漢象數易學及科學史再探》為題，探討西漢孟喜與京房象數易學的哲學內涵及科學史價值。報告指出，通過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的過程哲學視角重新審視象數易學，可揭示《易經》的動態宇宙觀——宇宙秩序非固定結構，而是持續生成的創造性進展。該研究不僅補充并超越李約瑟的“有機論”解釋，也深化了對早期中國科學思想哲學內涵的理解。暨南大學黃詩玲以《“好字號”：清代武科外場“非為戰陣”的選拔悖論》為題，分析清代武科選拔制度在道光朝的演變及其制度困境。報告指出，“好字號”制度原為優化人才選拔，但隨標準逐步攀升，武科外場偏離實戰需求，逐漸淪為表演性特技。以道光十三年（1833）武會試為例，考官失守制度規范導致帝旨詰責，折射出文武合一理想與實際軍事需求間的矛盾，也預示晚清武科制度在近代轉型中的困局與局限。中山大學蘭哲凱以“Weaponizing Sovereignty: Japan’s Instrumentalization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in Dismantling the Sinocentric Order and Justifying Aggression against Korea and China （1894-1895）”[將主權武器化：日本利用西方國際法瓦解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并為對朝鮮與中國的侵略辯護（1894–1895）]為題，探討日本如何利用西方國際法工具化瓦解以中華為中心的秩序，并為1894-1895年中日戰爭的侵略行為提供法律辯護。報告通過康華、天津、馬關條約等關鍵案例，揭示日本選擇性解釋與干預策略，反映十九世紀國際法體系的歐洲中心偏向及可塑性，凸顯法律作為權力工具的操作邏輯。華南師范大學黃卓霖以《中共早期群眾動員邏輯機制考察：以國民革命時期省港勞動童子團為中心》為題，分析國民革命時期中共針對省港罷工兒童的動員策略。報告指出，中共通過松散童子團組織教育訓練兒童，并在國共合作分化時期調整動員方法，推動童子團聯合會建立。動員實踐不僅促進兒童革命意識提升，也體現了中共在土地革命與群眾動員中積累的組織經驗與策略智慧。華南師范大學劉凱月以《1950年廣州“三三轟炸”應對與反制》為題，聚焦新生中共政權面對國民黨空軍大規模轟炸的應急治理。報告顯示，廣州市政府通過提前規劃、防空組織、輿論引導、清匪反特及物價管控等措施，有效減輕轟炸對民眾恐慌與社會秩序沖擊，確保城市快速恢復運轉。此案例不僅展現地方政府在新制度下危機應對與社會動員的實踐能力，也揭示制度執行與政治穩定之間的緊密關系。

各分會場的評議人對本科生的學術報告進行了細致入微的點評，并對同學們在本科階段就展現出的學術潛力給予了高度肯定。評議人普遍認為，學生們能夠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提出明確的問題意識，緊扣歷史脈絡，充分運用一手檔案材料和次級文獻，呈現出豐富而扎實的史料基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同學在研究中嘗試將GIS、數字人文等現代技術手段融入學術探索，這不僅拓展了研究方法的邊界，也通過研究風格與材料運用鮮明地體現出院校特色與導師指導的深刻印記，充分顯示了本科階段同學們已經具備較高的學術敏感度與創新意識。同時，評議人也指出了一些值得改進之處。部分論文在寫作技巧上仍有提升空間，例如結構安排、論證邏輯及段落銜接尚可進一步打磨；在思維方式上，需要更加注重辯證分析，能夠從多角度、多層次考察問題，避免表面化或單線條的論述；在細節處理上，如史料注釋、時間地點的精確性、概念界定等，也需更加謹慎，以確保學術表達的嚴謹性。總體來看，評議人認為本次論壇的本科生報告展現了良好的學術訓練基礎和獨立研究能力，也為學生們未來在歷史學研究中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明確方向和寶貴經驗。評議意見既肯定了學生們的努力與成果，也為其在論文寫作、研究方法、史料運用及學術表達等方面的進一步提升提供了具體指導。

本次工作坊的最后環節為圓桌討論，由與會專家學者首先引言。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趙蕊娟教授回顧了該校歷史學教育的發展歷程，并借助校友返校日契機，分享了校友們對歷史學教育長期影響的反饋，指出歷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核心價值在于對人性與思維的深刻觸動。毛迪教授總結了參會本科生在學術訓練上的成熟與早慧，而馬奏旦博士則強調，盡管學術專業訓練至關重要，但同樣不可忽視可轉移技能的培養與打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李翔教授結合自身經驗，探討了工科院校發展人文教育的路徑，并就深圳如何提升區域人文軟實力提出了建議。他高度肯定本系列論壇在大灣區搭建的跨校、跨學科交流平臺，并寄望未來通過學術互動促進兩岸三地的深度交流與合作。深圳大學黃壯釗教授則詳細介紹了深大歷史系本科生培養方案，對取得的成績與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并強調持續優化課程設置與教學模式對于提升學生學術素養、激發學習潛力以及推動區域歷史學教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自由討論環節，許多同學結合自身學習經驗踴躍發言，分享他們在專業學習與成長過程中積累的思考與困惑。一部分同學從課程學習和科研實踐出發，對專業知識的掌握與應用進行了深度剖析，尤其在專精與博學的關系上進行了自我反思——如何在某一領域形成扎實的專業能力，同時保持跨學科視野和歷史思維的靈活性。另一部分同學則聚焦專業教育與就業前景之間的張力，分析歷史學學習的學術價值與社會需求之間的悖論，探討如何在追求學術深度與職業競爭力之間找到平衡，并提出通過實習、科研訓練及跨學科能力培養等方式提升就業適應性的路徑。此外，人工智能在學術研究中的應用也成為熱議話題。同學們分享了利用AI進行文獻整理、數據分析和數字人文項目實踐的經驗，同時討論了如何防止AI使用削弱學術思維、創新能力及學術誠信。大家普遍認為，AI應作為輔助工具而非替代思考，學術創新與批判性思維仍需依賴人的判斷與分析能力。

隨后進行了頒獎環節，由于本次工作坊參會學生表現突出，獲獎人數較多，評委對每位獲獎者都給予了肯定和鼓勵。獎項不僅表彰了他們在學術研究中的初步成果，也認可了他們在歷史學探索中展現出的問題意識、創新思維和科研潛力。這一環節不僅為學生的努力提供了認可，更激勵大家在學術道路上持續追求卓越。

總體而言，本次工作坊貫穿學術交流、思維碰撞與實踐探索的全過程，充分展現了本科生在歷史學研究中的初步專業訓練與創新潛力。通過論壇、圓桌討論、自由發言及頒獎環節，同學們不僅錘煉了學術表達和批判思維，也深化了對歷史學學科價值與社會責任的理解。專家們的點評與指導，為學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啟發，推動他們在未來學術道路上更好地平衡專業深度、跨學科視野與可轉移技能。本次活動再次證明，歷史學教育不僅是知識傳授，更是思維方式、分析能力與文化理解力的塑造。無論面對傳統文獻還是數字化工具，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社會實踐中，歷史學訓練所培養的洞察力、批判力與表達力，都將為學生未來學術發展與社會參與奠定堅實基礎，也為大灣區高校人文教育的協同發展提供了生動示范，彰顯了歷史學教育在塑造思維、培育人才、服務社會方面的重要價值。

來源：馬奏旦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