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質效行政檢察履職更好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行政檢察作為“四大檢察”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助推依法行政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制度橋梁——

以高質效行政檢察履職更好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面對社會治理新需求與法治建設新任務,行政檢察不應局限于傳統訴訟監督范疇,而應向更具前瞻性、系統性和治理性的職能模式演進。具體而言,未來行政檢察應當在以下三個維度推動職能的實質性轉型與深化。從被動到主動、從個案到類案、從訴訟監督到行政違法行為監督的職能深化,不僅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自我完善,更是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助推法治政府建設的必然要求。

黨的二十大、二十屆四中全會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與歷史方位,系統擘畫了“十五五”時期國家發展的宏偉藍圖,并對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作出了戰略部署。新時代的法治建設,被賦予了更深層次、更全方位的使命,亟須在各領域、各環節實現質量、效率與效能的協同提升。2025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強調,檢察機關必須“堅持法律監督主責主業,堅持高質效辦案本職本源,促進更高水平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并就行政檢察工作的方向、重點與實踐路徑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

行政檢察作為“四大檢察”重要組成部分,居于銜接行政機關與公民、法人,貫通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鍵環節,是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助推依法行政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制度橋梁。面對新發展階段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要,以及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日益增長的更高期待,行政檢察工作必須在時代方位中進一步校準職能定位,在系統集成中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切實以監督能力的現代化與履職成效的高質化,服務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大局。

時代方位:行政檢察的使命與機遇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明確將“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列為國家發展的主要目標,并特別強調要“完善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機制”“規范司法權力運行”。這為新時代行政檢察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行動綱領。應勇檢察長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要求“在了解大局中找準檢察工作定位,在融入大局中履行檢察職能,在服務大局中推動檢察工作”。檢察機關要更加自覺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大格局,在扎實履行行政訴訟監督基本職責的基礎上,積極協同完善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機制,依法規范開展對行政違法行為的監督,有力推動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之間的順暢銜接與雙向互動。要始終立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大視野,努力成為法治政府建設不可或缺的“助推器”與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堅定守護者。

展望“十五五”時期,我國深化改革將邁向更深層次,發展任務更為艱巨,行政爭議也呈現出主體多元、訴求交織、矛盾易發等復雜性與敏感性并存的趨勢。在城鄉規劃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市場秩序監管、社會保障落實等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行政機關的決策執行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之間的協調平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需要法治化的疏導與規范。在此背景下,行政檢察通過精準監督行政訴訟活動、著力促進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依法規范開展行政違法行為監督,不僅能夠有效推進糾治訴訟“程序空轉”頑疾,提升司法與行政效率,更有助于源頭治理,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于萌芽狀態。這既是提升法律監督質效的內在要求,也是檢察機關服務“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在法治軌道上維護社會穩定、保障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實踐路徑與責任擔當。

職能深化:從訴訟監督到治理賦能

應勇檢察長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明確要求,行政檢察要立足行政訴訟監督,協同完善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機制,依法規范開展行政違法行為監督。這為行政檢察工作指明了在新時代背景下功能拓展與角色重塑的方向。面對社會治理新需求與法治建設新任務,行政檢察不應局限于傳統訴訟監督范疇,而應向更具前瞻性、系統性和治理性的職能模式演進。具體而言,未來行政檢察應當在以下三個維度推動職能的實質性轉型與深化。

從被動監督轉向主動介入,推動爭議源頭化解。傳統行政檢察職能多集中于對生效行政裁判的監督,屬于訴訟程序后的“末端糾錯”。然而,實踐中大量行政糾紛并未進入訴訟程序,長期積累易引發更深層社會矛盾,這就要求行政檢察突破被動受理模式,向前延伸監督觸角。檢察機關可依托12309檢察服務中心等平臺,主動加強與綜治中心、司法行政、信訪等部門的聯動協作,建立信息共享與案件移送機制。尤其在征地拆遷、社會保障、環境治理、市場監管等行政爭議高發領域,檢察機關可通過專題調研、風險預警等方式,及時發現行政行為在程序與實體上的共性問題,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完善執法程序、規范履職行為的檢察建議,督促行政機關自我糾錯、補強短板,從而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化解在行政程序中,實現從“治已病”到“防未病”的轉變。

從個案糾錯延伸至類案治理,促進執法司法標準統一。《建議》中強調“規范司法權力運行”,這是對行政檢察的監督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檢察機關不能滿足于個案的糾正,更應強化類案分析能力與系統治理意識。通過對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某一類型行政訴訟案件的梳理分析,能夠揭示出執法尺度不一、法律適用分歧、程序存在漏洞等深層次、機制性問題。

從訴訟監督拓展至行政違法行為監督,填補履職監督盲區。當前,在行政訴訟程序之外,特別是在行政非訴執行、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后續監管、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等領域,仍存在一定的監督空白。對此,檢察機關應當積極穩妥運用提出檢察建議、督促糾正違法、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等多種法定監督方式,對在履職過程中發現的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行為進行必要監督。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領域,行政公益訴訟已成為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的剛性手段。

綜上,從被動到主動、從個案到類案、從訴訟監督到行政違法行為監督的職能深化,不僅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自我完善,更是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助推法治政府建設的必然要求。通過系統性、機制性的履職創新,行政檢察必將在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促進依法行政、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面發揮更為關鍵的治理賦能作用。

機制創新:以高質效辦案為核心

應勇檢察長多次提出要讓“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成為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行政檢察要實現履職質效的整體提升,必須在機制層面進行系統化創新,重點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完善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機制,推動“案結事了政和”。《建議》將“完善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機制”列為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行政檢察在實現程序性結案的同時,更應追求矛盾的真實化解與治理效能的提升。實踐中,可全面推廣“聽證+調解+監督”一體化模式,通過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相關領域專家等第三方中立人員參與公開聽證,增強聽證過程透明性與結果公信力,有效促成當事人和解。對于涉及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社會保障、重大工程等公共利益或者群體性利益的案件,可積極探索“檢察調解+行政協議”工作機制。檢察機關在厘清事實與法律的基礎上,可推動行政機關與相對人達成附條件的行政協議,將行政機關后續整改的實際成效、相關公共利益的恢復情況等作為案件終結的重要考量因素,從而打破單純法律判斷的局限,引導解決深層矛盾,真正實現從“結案了事”到“案結事了政和”的跨越。

強化行政檢察與公益訴訟的有效銜接,形成監督合力。在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往往與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損害狀態直接交織。行政檢察履職中發現此類情形,應當樹立“一盤棋”思維,強化內部整合,積極探索行政違法行為監督與公益訴訟檢察的統籌開展。例如,針對某地行政部門監管失職導致環境污染持續的情形,行政檢察可同步審視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公益受損的修復問題,綜合運用檢察建議、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等多種方式,打出監督“組合拳”。關鍵在于建立健全案件線索雙向移送、同步審查、協同辦案、結果反饋的常態化機制,確保在管轄銜接、調查取證、法律適用、整改跟進等各環節高效協同,避免監督重疊或者留下空白地帶,最大化釋放檢察監督的制度潛力。

深化數字檢察賦能,以“數智監督”驅動提質增效。《建議》提出“推進政法工作數字化平臺建設”,為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技術路徑。行政檢察應當主動擁抱數字革命,構建數據鏈條,打破信息孤島。通過研發和應用智能算法模型,對海量執法司法數據進行碰撞、比對、分析,自動識別類案監督線索、執法不公風險點、區域共性違法問題以及潛在的管理漏洞,實現從人工抽查到智能篩查、從個案監督到類案治理、從事后糾正到事前事中風險預警的轉變。面向未來,應當進一步拓展數據來源、優化算法模型、明確校驗規則,并在保障數據安全的前提下,探索跨部門、跨層級的數據共享與業務協同,使數字檢察不僅成為發現問題的“雷達”,更成為分析成因、預警風險、促進系統治理的“智庫”,全面提升法律監督的精準性、穿透力和前瞻性。

推動行政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

當前,行政檢察工作在取得積極進展的同時,仍面臨一些制約監督效能與制度價值充分發揮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監督權威有待進一步提升,檢察建議剛性不足。檢察建議的約束力偏弱,被監督機關整改動力不足、反饋不及時、落實不到位等情況仍時有發生,影響監督的嚴肅性和實效性。二是專業能力存在短板,復合型人才供給不足。行政檢察涉及領域廣、專業性強,目前,兼具扎實行政法功底、公共管理知識及實務經驗的復合型人才較為短缺,制約監督的深度和精準性。三是協同機制不夠暢通,跨部門銜接存在障礙。與審判機關、行政機關等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線索移送、工作銜接機制尚不健全,常態化、規范化的協同格局還未完全形成。執法司法標準不完全統一、信息壁壘等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監督合力的形成。

為切實破除上述發展瓶頸,推動行政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應當從以下三方面系統施策。

多措并舉,切實增強檢察監督剛性。在提升檢察建議質量的基礎上,關鍵在于強化其制度約束力。要推動將檢察建議的采納與整改情況,正式納入地方全面依法治省(市、縣)考核、法治政府建設考評等體系。對于無正當理由拒不接收、逾期不回復或敷衍整改的,可探索通過上級機關通報、向同級人大常委會報告、作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重要線索等方式,增強監督的剛性。同時,規范檢察建議的制發程序、內容標準和督促落實流程,以“質量+壓力”雙提升促進監督實效。

固本強基,加快建設高素質專業隊伍。面對行政檢察的專業化要求,必須加快人才培養與知識更新。一方面,可深化與知名高校的合作,開展定制化的法律、政策與管理融合培訓。另一方面,完善并推廣檢察人員到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市場監管等重點行政執法部門交流掛職機制,在實踐中深化對行政運行的理解。著力打造一支既精通法律監督,又熟悉政府實務、具備社會治理思維的“法律+行政”復合型人才隊伍。

機制賦能,全面深化跨部門協同聯動。打破信息孤島,暢通銜接渠道是提升監督效益的基礎。應當推動建立健全與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紀檢監察機關、行政執法部門之間的常態化聯席會議、定期會商機制。聯合制定清晰的信息共享范圍、線索移送標準與案件協查程序。針對行政執法與行政裁判中反映出的共性問題、法律適用尺度不統一等情況,可加強聯合調研,通過共同發布典型案例、出臺工作指引等方式,統一執法司法理念與標準,凝聚法治共識,構建各司其職、配合制約、協同高效的監督格局。

總之,行政檢察的深化與發展,是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的重要體現,也是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現實需要。正如應勇檢察長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所指出:“檢察機關要更加自覺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大格局。”展望未來,行政檢察應當始終堅持以“高質效辦案”為生命線,以“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為著力點,以“數字賦能監督”為新動力,真正成為法治政府建設的推動者、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維護者。唯有如此,方能切實履行新時代賦予的職責,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堅實的檢察力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比較行政法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劉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