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逝世后，鄧穎超拿出一遺物，周秉德驚訝：這不是爺爺照片嗎

1976年5月24日晚，北京微雨，西花廳的燈光仍舊柔和。鄧穎超把一只磨損嚴重的黑皮夾子放在茶幾上，低聲說了句：“秉德，你看看這個。”周秉德湊近一看，先是愣神，繼而脫口而出：“這不是我爺爺的照片嗎？”一句驚嘆劃破靜夜，也揭開了一段橫跨半個世紀的家國記憶。

照片中人叫周貽能，字懋臣，是周恩來的父親。若把時間撥回到1937年4月，哈爾濱新添女嬰時，整個周家都盼著有個女孩降生。那年初春，周恩來遠在南京，收到弟弟周恩壽的來信，第一句話便是“吾家添丁，周門大喜”。這位新生女孩就是周秉德。名字出自《橘頌》“秉德無私”，寄望她品格端方。

她的童年幾乎與國家動蕩并行。1949年夏天，十二歲的周秉德被伯父伯母接進中南海，從此看慣了伯父辦公桌上成山的文件，也記住了伯伯常掛在嘴邊的叮囑：“先做人，后做事。”那是解放后最忙碌也最理想主義的日子，周恩來伏案到深夜已成常態。偶爾抬頭，他會發現小侄女守在門口，默默幫他把茶杯重新灌滿。

時間推到1967年，“文革”風浪正急。那一年，周秉德路過總理辦公室，被滿屋檔案震住，窗前的躺椅上同樣堆滿文件。她想勸伯父休息，卻只聽見周恩來淡淡一句：“國家事務多，等稍緩再歇。”那副瘦削但依舊挺拔的背影，成了她此后幾十年無法忘記的畫面。

1972年，膀胱癌確診的噩耗從醫院傳來，西花廳的氣氛一下子沉重。兩年后，周秉德奉調返京，第一次看到穿著睡衣的伯父，她還天真地認為老人家終于肯“放假”。周恩來遞給她兩張合影，隨口說是留念。誰料那竟是訣別禮物。

1975年5月20日，電話線另一端傳來熟悉聲音，“你的工作單位定了嗎？孩子可好？”短短幾句家常，讓她握著話筒紅了眼眶。那時老人病情已反復惡化，但牽掛絲毫未減。再往后，只剩下1976年1月8日的廣播哀樂，她在上海聽見“周恩來同志逝世”七個字，整個人瞬間失去支撐。

周總理離去后，西花廳堆滿悼念用的花圈，卻空出了最常坐的躺椅。周秉德擔心伯母，一個星期總要跑上幾趟。5月的那天傍晚，她才知道伯母一直守著這只皮夾子。皮夾子外殼已發硬，角落裂開細縫，卻被擦得锃亮。鄧穎超解釋：抗戰時期公文包太惹眼，周恩來把要緊文件和至親照片都塞進這只小夾子，轉移時直接揣在貼身上衣口袋里。

再看夾子內頁，除了一封舊信，就是那張泛黃遺像，背后周恩來親手寫著“爹爹遺像”四字。短箋與照片之間，藏著父子倆二十多年聚少離多的苦澀。1942年7月，周貽能突發中風臥床，周恩來又正因小腸疝氣開刀住院。思念難抑，他在病榻上給鄧穎超寫信，囑咐父親飲食：“牛乳豆漿可進，掛面萬不可吃。”字跡娟秀，卻掩不住焦慮。遺憾的是，當晚老人撒手人寰，周恩來三日后才知噩耗，一跪不起，直哭至嘶啞。

周貽能去世后，周恩來把這張遺像塞進皮夾，日夜隨身，直到1976年生命終點。有人問過為什么從不離身，他輕描淡寫地答：“這樣安心。”這句輕描淡寫，卻是深沉至極的孝道。

周秉德小心合上皮夾。此時的西花廳比往常更靜，只剩雨聲窸窣。她回想起伯父常說的一句話：“家國一體，孝悌同仁。”自幼耳濡目染，她明白這句話不是口號，而是長輩們用身體力行寫就的人生注腳。當天深夜，她在日記中寫下兩行字：黑皮夾子雖小，裝得下一個家庭的牽掛，也映出一個時代的風骨。

多年以后，周秉德把皮夾子捐給國家博物館。展柜前常有觀眾駐足，有人驚訝于總理的簡樸，有人感慨革命者兼顧家國的艱難。可無論哪一種感慨，最終都會落在同一個詞：擔當。照片里的老人神情和善，似在默默注視來往人群，也見證那段硝煙年代中難得的天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