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只是古老的幻象”

“你不可以吃得和你想扔掉的一樣多！”這句很難翻譯的話，是德國畫家馬克斯·利伯曼在納粹政權上臺后說的，它也可以作為魏瑪共和國死亡時的一句注腳，那就是彷徨失措、得失兩難。

相比于人們耳熟能詳的“宰相俾斯麥”“二戰”等德國史名詞，魏瑪共和國可能聽上去稍顯冷僻，但這段時期卻是連接樞紐的關鍵鏈條——它包含了從德皇逃亡到納粹崛起的14年。短暫而耀眼，激情又焦慮，激蕩時代的璀璨才情和現代性晦暗的一面在此地共存。我們能清晰看到兩個不同的德國延伸而出，猶如兩條涇渭分明卻又同出一源的微型河流——一個是黷武好戰的德國，另一個則是抒情詩般、人文主義哲學的，以及相信“世界大同”的德國。而《魏瑪文化：置身事內的局外人》所解釋的正是這兩個看似判若鴻溝的德國為何最終都通向了法西斯主義的血海。

《魏瑪文化：置身事內的局外人》，[美]彼得·蓋伊 著，劉森堯 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該書自原版在企鵝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來，已有57年了。它不僅是關于魏瑪共和國文化題材的最知名的暢銷書之一，還曾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最佳藝術文學獎（非小說類）”，在市場性與專業性方面皆榮譽滿載。作者彼得·蓋伊是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著有超過25部著作，曾榮獲美國歷史學會學術杰出成就獎，被其他學者稱為“美國最重要的歐洲思想史學家之一，毋庸置疑”。

但蓋伊的背景對于這本書的意義并不僅僅是學術界的赫赫聲名，而是他的真實人生便是魏瑪共和國的一部分。他誕生于1923年的柏林，即魏瑪共和國惡性通貨膨脹的高峰期，從小敏感聰慧，并親眼見證了魏瑪的滅亡。在他的童年時代，政治暗殺和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魏瑪政府疲于奔命，短短14年就換了17個內閣，其波譎云詭的發展歷程簡而言之便是“起初大膽的試驗階段、中間過程的驕人成就、最后狂亂的悲觀主義”。而且，他在書中得出的一些結論也源于和當時名人的直接對話：比如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第一所現代設計教育學院包豪斯學院的首任校長沃爾特·格羅皮烏斯等等。所以，魏瑪共和國既是蓋伊的研究對象，亦是他割舍不斷的血脈故國。

包豪斯設計的海報

魏瑪時代的柏林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似乎所有灼目迷人的藝術創作力量都在閃爍發亮，仿佛是野蠻主義的黑夜來臨之前，最后一批高超心靈爭相熠熠的一道銀河。這座藝術重鎮包羅萬象，不僅是許多劇目和影片的首演、首映場所，也是出版業云集的大都市。無時無刻地，柏林都在散發著才情和活力，擁有獨一無二的氣質和多樣性，是一個可以為藝術家、猶太人和民主主義者等“局外人”提供場所并讓他們發揮才能、大展身手的城市。

那時，所有人都堅信文字與藝術具有相當大的力量。托馬斯·曼的《魔山》、布萊希特的《三毛錢歌劇》、里爾克的詩集《杜伊諾哀歌》和表現主義的偉大經典電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等至今仍享譽世界的文藝杰作井噴而出，一時間，仿佛大家所追求的那種偉大的人文精神真的得以完美實現，西方文明終于發展到了最燦爛奪目的一環。

電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海報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使用文字的人總會高估文字的能力，這是一種古老的幻象，更是德國新古典主義堅定不移的理論，那就是認為詩和戲劇擁有最快、最直接的影響力量，可以把讀者和觀眾導向行動。但是對大多數人而言，這種反復強調精神和感性、社群和真實性的文藝精神，其直接和間接的后果就是為之后的納粹主義鋪平了道路。

無論是里爾克和喬治等當代詩人的流行，還是荷爾德林和克萊斯特的復興，都顯示當時人們心中充溢著對死亡、非理性的病態迷戀，對舊帝國秩序和等級制度的渴望和對所謂“真實性”“深度”的崇尚。所有這些因素都營造了一種為希特勒的崛起量身定制的知識和文化環境。更雪上加霜的是，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思想家們還將這些人們在艱難時期所沉迷的對激情與野蠻的迷戀，賦予了哲學上的嚴肅性和學術上的權威性。

愛因斯坦塔

由此，希特勒便迎合了人們內心深處所謂的更“真實”的情感，摒棄了“假惺惺”的民主和“頹廢”的國際主義，呼吁要建立一種立于鮮血和苦難之上的“真正”的德國精神——并要求人們對他絕對忠誠。所有那些政治化的德國青年運動和學生組織，起先都充滿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一腔熱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都逐漸被納粹滲透和掌控。納粹最終成為了當時德國年輕人的“代言人”，將這些年輕的軀體緊緊束縛在了悲劇的政治冒險和狂亂的龐大戰爭中。

即使筆下的詩歌多么動人心弦，也沒有人能保證它們能在人們心中引起怎樣的波動。如果把詩和藝術看作尋求救贖的工具，那么這是一副很值得懷疑的藥方，因為魏瑪就是因此奔向毀滅的道路的——它只有非理性的激情，卻少有理性的政治。

康定斯基的畫作《灰色之中》。康定斯基是當時最負盛名和最具影響力的抽象畫家，1922年到1923年之間任教于著名的藝術學校“包豪斯”，見證了魏瑪精神的現代化。